另类新闻学有益于开放社会

另类新闻学（alternative journalism）是指，在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ass media）内，例如街头（免费）报（street newspaper）之类，有别于主流媒介（mainstream media）作为之激进报导方式。学者罗芝古施（C. Rodriguez）将另类媒介称为「市民媒介」（Citizens' media），它就是新闻学的哲学，又是与市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活动，而媒介内容则是由市民们促成与制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另类媒介更可以理解为对主流媒介之专业化与机制制度化之激进挑战。

另类媒介的特性

另类媒介在力言社会责任论的新闻学中，是一种特权，它以公开表态赞成方式（是「拥护新闻学」，advocacy journalism），以及作对做法，来替代客观理念。它的作风是强调第一人称，参与其事者的现身说法（eyewitness accounts），重用小型报（tabloid newspapers）之大众通俗路线，使用「通俗激化」（radical popular）的报导风格，有志一同（collective）不守官僚层级制度的组织形式。

它又避开了专业化或行业界别，而在履行着一种独一无二、激进的「市民新闻学」（civic journalism）。另类媒介与「公众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之兴起，有密切关系。

根据学者研究，六十年代以前美国媒体立场，侧重中立性，以中立的守门人为专业意理；七十年代初期，由于水门案等执政者诸多重大失误，民众开始普遍感到政府拥有过多权力，于是，各主流媒体开始严格地注视政客作为。可惜，至七十年代末页，媒体兴趣，却渐次沦于政客的失误或失败，对于曾经喧赫一时的调查报导，慢慢提不起劲，搅至后来，报导的争议性竟高于报导的正确性。

延至八十年代初，媒体公信力已大不如前，尤其是选举新闻，一般多聚焦于政治性报导，或者只问结果的「赛马式新闻」，至于攸关民主、民生的政策性报导，着墨不多，而政客们的口水战的最坏影响，是使得民众对公共议题产生麻木，公民意识消逝，投票率逐年下降，大众报纸销售量下跌。

由选举新闻到「公共新闻」

故公众新闻念头，原起自于对选举新闻处理的厌恶。在一九八八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选举战中，布殊（G. W. Bush）、杜卡基斯（M. Dukakis）两人，互揭隐私，互相抹黑，门垮斗臭；另一位参选者哈特（G. Hartt）则绯闻满天飞。各媒体每天都被牵着鼻子走，被迫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琐事。一天，堪萨斯州的《域其塔鹰报》（Wichita Eagle）总编辑马烈特（D. Merritt）突然醒觉 -- 他们只是在呈现生命中最丑陋的部份，鼓励了那些打混仗的政客，令选举新闻琐碎而肮脏。他于是构思一种具有调查性、解释性而又做法适当的新闻报导方式 -- 公众新闻学的理念，乃呼之欲出。

八十年代末页，因为各式选举相继而来，以《夏洛特观察者》（Charlotte Observer）、《哥伦布踏脚板--询问者》（Columbus Ledger--Enquirer）、《域其塔鹰报》以及《维珍妮苑领航者》（Virginian Pilot）等报业为主的报社，乃奋而进行一连串的新闻改革，包括透过民调，设定报导议题，用较多篇幅和主要版面，刊登候选人政见，而选情消息则只以次要版面登出，并且缩减篇幅等等；又例如对候选人作深度访谈，要求候选人回应读者议题；甚至走入社区，举办各种座谈会，以了解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公共政策所关心的议题，并据而规划专题，好作深度的追踪报导。此即「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一词之所由生。

公众新闻学运动

一九九六年初，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Atlantic Monthly）华盛顿分社主编花剌士（J. Fallows），以新闻与政治为主轴，剖析选举新闻，着成了一本令新闻记者反思不已的专着 --《揭穿新闻界：媒体如何破坏美国的民主政体》（Breaking the News: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出版。

花剌士在寻思，媒体的选择到底在娱乐公众，抑或与公众忧戚与共(to engage it)？媒体如果一味只想娱乐公众，则大可继续着重冲突与异常事件，炒完一个话题又转另一个话题，还自以为是公众注目焦点。不过媒体实应与公众忧戚与共，与它服务的社区形成自然的结合，走公众新闻学路线。他认为美国第四权愈来愈坐大，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政客官僚被「修理」得「官不聊生」，而自己却鲜有反省，令得在民意调查中，百姓不信任媒体程度，反而超越了政客。美国媒体已习惯了自以为是，优越感十足，记者则装腔作势，以脱口秀（talk show）、文字游戏为能事，说是演员也不为过。花剌士因此呼吁美国媒体，应走「公众新闻」路线，放弃个人本位，以阅听人的社区需求为中心，以社区意见来报导新闻。

花剌士认为从选举新闻角度谈公众新闻，一九九二年时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观察报》报导总统与国会选举的方式，是典范之作 -- 它们用民意调查，自行挖掘、设定议题，而不跟着候选人「文宣」而起舞。例如，抽样调查以发现选民所想知道的问题，并要所有候选人表态作答，令大众了解各候选人人格、看法异同。

由于花剌士一书所引起的回响，《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纷撰文探讨「美国人民为什么痛恨媒体（Why we hate the media）？」一九九三年，纽约大学的劳森教授（J. Rosen）在奈特（Knight）基金会资助下，进行一项名为「公众生活与新闻计划（Public Life and the Press）的公众新闻学运动，至一九九五年，全美有一百七十家媒体参加劳森的计划，贯彻公众新闻学理念。可惜，延至二零零四年的美国大选选战中，布殊（G. W. Bush）与柯瑞（J. Kerry）较劲，两阵营又相互攻讦抹黑，令人有媒介冥顽不灵，倒退落后的感觉。

新闻工作八大原则

美国传媒其实也早就痛心并为他们（公众）利益而服务。例如，根据学者研究，在一九八五年，尚有40%的美国人认为报纸关心他们，但到了一九九九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0%，而认为报纸有监察作用这点，也从一九八三年的67%，下降至一九九九年的58%。有感于问题严重性，有心之业界及学者，遂组成了一个「关注新闻从业委员会」的组织，从事研究新闻工作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经过三年研究，结果发现，新闻工作者都认同新闻的目的，是向公众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资讯，而如欲达成此项目标，则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态度，也需遵守下面八大原则：

一．新闻必须真实，要报导事实真相；
二．记者忠于公众而非老板；
三．不要无中生有，不要欺骗受众，尽量公开资料来源，让受众可以自行判断资料的价值及有否偏颇，并且不采用有疑点的资料；
四．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任何派别和宗教信仰等组织团体之外，不能与所采访的工作，有利益冲突；
五．坚守传媒的监察角色（任务），着重揭露重大问题，而非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小事，而在寻找资料过程中，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不能先有定见），要有真凭实据；
六．提供论坛给公众发表意见，但公众的讨论，必须遵守真实、建基于事实，以及提供证据原则；
七．新闻必须广泛、全面、尽力做到既有吸引，而又切题，不要把新闻过份娱乐化；
八．新闻工作者必须有道德良心，对不公义的工作任务，有说「不」的勇气，而上司亦应容许下属就道德良心有关事务，提出异议。

公共新闻目标

一般政府公关官员在与记者互动时，会把握四个原则，即：

一．令记者将社会感知为一科层组织结构 -- 这样记者就会依赖并采用政府讯息；
二．政府的消息，合乎诸如冲突性、显著性和时效性之类新闻价值规范（newsworthiness norms）；
三．设法令官方议题转化为媒体议题；
四．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劝说性议题的供应者」，而是一个纯粹客观新闻供应者。另外，以非正式选择性地把「新闻」悄悄地泄漏（news leak）给若干记者，实行交情贿赂新闻学（hobnoblery journalism），也是公关官员常用蛮管用的一招。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 Clinton）的新闻办公室，就曾给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以及《芝加哥太阳报》等著名与销量大报纸「独家消息」，为推动某项政策而放话。

因此，公共新闻目标即有三：即：(一) 偏重政策面向之报导（而非传统选情报导）；(二) 由下而上的议题设定（Agenda Building）；以及(三) 凝聚社区意识（美国社区报纸发行量不俗，并且有一定影响力）。

在政府官员以能充份掌握媒体特性态势下，另类媒介之存在，对社会只有好处，显然有其存在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