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节目及品牌,是否又老又旧?」这个题目开出来,有同事认为命题较负面,但结果有超过一百位同事参与十二月初以此为题的专业发展论坛。两个多小时的讨论,炽热发言是近年少见的。同事与嘉宾的讨论,从香港电台定位、品牌、节目包装及内容,以至有没有空间让创意、新同事得以发展、发挥;再触及更深层的核心问题,如公务员架构、制度及结构等。
制度上的局限
整个会议记录长达二万六千字,在此只能节录出席嘉宾部份讲话内容。曾经在香港电台任职过的资深传媒工作者陈庆嘉率先发言,他指出:「香港电台最大问题是制度上。环顾其他媒体,都有一个庞大的创作部门,但港台却没有。当年我在港台的身份是节目主任,名义上是监制,必须做行政工作,但实际上也要负责创作,这跟其他的传媒很不同,别的机构做创作就是做创作。」
「另一问题是一个大机构要重新定位,是一个很艰钜的任务,不单是某些节目改变就可做到,而是要很完整甚至花钱请专业人士先为你重新定位,甚至连台徽也更换,外间才能感觉得到。」陈庆嘉认为:「港台并非商营机构,因此外间的批评或收视对港台没有造成很大影响。但港台并不能像商台般,在闹市挂大大的广告牌,故别人亦难以知道个中的改变。至于电视节目,《铿锵集》永远不会放在亚视播出,因在无线有二十多收视点,但亚视只有七点,故只会将新节目放在亚视,把最新的节目放在一个老化的媒体,岂不更糟?」
时代的使命
另一位讲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杰伟,尝试从社会层面去审视香港电台应如何定位。马杰伟亦认为:「制度欠缺灵活性,在创作上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台具创作性,这是因为当时电视媒体还是处于发展的阶段,允许人们爆发创意。九十年代在中英政治互相对骂的空隙中,港台有其时代角色,所以结构和制度的问题未有充份显露。」
「香港电台如何包装成一个新的品牌、新的路线,尤其是在回应九七之后的新形势,是值得深思的。」马杰伟指出:「公营广播一定要紧扣社会的脉搏,无论多想做到政治中立,也要与社会的政治大环境有关。」「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在十二月四日的游行做了一项调查:有54%参与者为中产或自称中产;当被问及有否与家人讨论政治及公共事务,有过半数表示有。九十年代经济发展吸纳了这些人的政治诉求;两年前经济差,激发了很多人上街;但现在经济有起色,仍有这些诉求。在社会层面上,公众不认为港台在回应社会。」
「在未来五年、十年,是公民社会的形成阶段。香港电台有没有这个前瞻性,将这个意识形态的幅度拉阔一点。」「现在很多人的声音很大,却没有代表了很多人。某部份人有政治权、经济权发声,但很多中产阶级或是劳工界找不到发声的平台。」「港台要回应多元化复杂的社会分层,甚至市场的分层也很严重。公营广播自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提供一个平台给各种不同的声音发表,不一定要变成反政府或支持政府这样简单。」「公营广播不能只谈一些永恒的使命(Mission),它一定要回应社会的发展。」「此外,旧式公营广播的讲法是独立于市场,现在已不适用了。公营广播一样可以拓展市场,而且市场很多不止一个。」
传媒工作者及评论员梁文道先生则认为:「香港电台的死穴就是它的公务员架构,而且近年来,常处于守势。」梁表示对于公营广播要做的事,他的理解与很多港台朋友不同,很多人认为要顾存公众利益就是取得平衡,但对于何谓平衡他有不同理解:「在商业化媒体环境中,平衡就是平衡整个社会的意识、角度和言论,而不是电台本身很平衡,你要扮演在整个媒体环境中的平衡角色。」「在今时今日高度商业化的传媒环境,这种商业化很吊诡地是政治商业化。在这环境下,很多边缘的、另类的、庶民的或某些阶层的声音发不出的时候,港台是否应成为他们发声的一个地方。」「正常一个做媒体的人天生是要刺激公众辩论,一个深刻例子是『斌仔』事件,港台的处理就将之变成一个温情项目,而未有探讨『安乐死』的社会议题。」
制作人分享体会
最后两位讲者-电台部编导曾志豪及电视部监制陈曼仪,亦分享他们的体会。曾以踢足球比喻香港电台太保守,耀目足球并非它想追求;亦缺乏较年轻而受听众欢迎的主持。港台以节目作推销,而不愿意推销人,年轻主持发展空间不大。至于节目方面,曾建议港台可发展体育节目,将它变得更有深度、公共事务化及资讯化,港台除做一些珠江经济合作交流,亦可拓展作中港的沟通桥梁,制作节目作实际交流。
至于陈曼仪就表示:「不相信同事是没有创意的,也不信同事甘于被批评节目是又老又旧。但香港电台所背负的责任和面对的包袱,大得我相信是别的传媒没有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责任,一方面要有教育性、文化、要另类,又要有娱乐性、顾及收视、节目欣赏指数,我们都在缝隙中找出路。」陈曼仪以一个小故事作结:「小一学生小明每天由母亲拖着上学,后来母亲怕他不够独立,故意让他走一条满布荆棘的路。小明对于不用母亲拖手感到高兴,但走得满脚伤痕,身边的人却责怪母亲没有好好照顾小明。母亲最初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对孩子是好的,但日子久了,旁人说三道四之下,最终母亲还是拖着小明的手走回旧路上学。」
讨论结束,同事离开温暖的录音室步出广播大厦,迎面的是冬夜清冷的空气,问题带出不少,还是要逐一思量判断再解决。
面对未来挑战
欧洲独立电视委员会议会二○○四年曾对公营广播的定义有详细的表述,其中提及除照顾小众需要及实践教育功能以外尚包括:愿意去冒创作的风险;挑战观众;补充其他市场主导频道的不足;具独立性及持平,提供可信的新闻;成为公众讨论的论坛,并确保多方意见可以被表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Dr. Abdul Waheed Khan在世界电子传媒论坛中曾这样说过:「只有无限制的追求客观事实,以及意见知识的自由交流,才可达致世界和平、谅解及可持续发展。」
公营广播使命任重道远,香港电台今年已踏入广播七十八周年,是垂垂老矣;还是百年树木,继续可以壮大。新的一年港台将会面对更大挑战,如何回应瞬息万变的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在风云万变的政治环境中继续向前,扮好公营广播的角色,是每一个港台人值得深思以及承担。
随着科技发展、本地传媒将有更大发展空间,是挑战也是机遇。透过更多的讨论和沟通,能否让我们更能厘清目标和使命;外间的压力和挑战,能否让我们更能凝聚力量,重整架构,重新出发。话也许说远了,但当不少学者包括是次论坛嘉宾马杰伟都强调,香港社会正逐步转向公民社会,香港电台这机构内又能否体现公民社会的精神,港台人自愿自发地去把个人力量汇集,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去实现公营广播的目标呢?
制度上的局限
整个会议记录长达二万六千字,在此只能节录出席嘉宾部份讲话内容。曾经在香港电台任职过的资深传媒工作者陈庆嘉率先发言,他指出:「香港电台最大问题是制度上。环顾其他媒体,都有一个庞大的创作部门,但港台却没有。当年我在港台的身份是节目主任,名义上是监制,必须做行政工作,但实际上也要负责创作,这跟其他的传媒很不同,别的机构做创作就是做创作。」
「另一问题是一个大机构要重新定位,是一个很艰钜的任务,不单是某些节目改变就可做到,而是要很完整甚至花钱请专业人士先为你重新定位,甚至连台徽也更换,外间才能感觉得到。」陈庆嘉认为:「港台并非商营机构,因此外间的批评或收视对港台没有造成很大影响。但港台并不能像商台般,在闹市挂大大的广告牌,故别人亦难以知道个中的改变。至于电视节目,《铿锵集》永远不会放在亚视播出,因在无线有二十多收视点,但亚视只有七点,故只会将新节目放在亚视,把最新的节目放在一个老化的媒体,岂不更糟?」
时代的使命
另一位讲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杰伟,尝试从社会层面去审视香港电台应如何定位。马杰伟亦认为:「制度欠缺灵活性,在创作上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台具创作性,这是因为当时电视媒体还是处于发展的阶段,允许人们爆发创意。九十年代在中英政治互相对骂的空隙中,港台有其时代角色,所以结构和制度的问题未有充份显露。」
「香港电台如何包装成一个新的品牌、新的路线,尤其是在回应九七之后的新形势,是值得深思的。」马杰伟指出:「公营广播一定要紧扣社会的脉搏,无论多想做到政治中立,也要与社会的政治大环境有关。」「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在十二月四日的游行做了一项调查:有54%参与者为中产或自称中产;当被问及有否与家人讨论政治及公共事务,有过半数表示有。九十年代经济发展吸纳了这些人的政治诉求;两年前经济差,激发了很多人上街;但现在经济有起色,仍有这些诉求。在社会层面上,公众不认为港台在回应社会。」
「在未来五年、十年,是公民社会的形成阶段。香港电台有没有这个前瞻性,将这个意识形态的幅度拉阔一点。」「现在很多人的声音很大,却没有代表了很多人。某部份人有政治权、经济权发声,但很多中产阶级或是劳工界找不到发声的平台。」「港台要回应多元化复杂的社会分层,甚至市场的分层也很严重。公营广播自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提供一个平台给各种不同的声音发表,不一定要变成反政府或支持政府这样简单。」「公营广播不能只谈一些永恒的使命(Mission),它一定要回应社会的发展。」「此外,旧式公营广播的讲法是独立于市场,现在已不适用了。公营广播一样可以拓展市场,而且市场很多不止一个。」
传媒工作者及评论员梁文道先生则认为:「香港电台的死穴就是它的公务员架构,而且近年来,常处于守势。」梁表示对于公营广播要做的事,他的理解与很多港台朋友不同,很多人认为要顾存公众利益就是取得平衡,但对于何谓平衡他有不同理解:「在商业化媒体环境中,平衡就是平衡整个社会的意识、角度和言论,而不是电台本身很平衡,你要扮演在整个媒体环境中的平衡角色。」「在今时今日高度商业化的传媒环境,这种商业化很吊诡地是政治商业化。在这环境下,很多边缘的、另类的、庶民的或某些阶层的声音发不出的时候,港台是否应成为他们发声的一个地方。」「正常一个做媒体的人天生是要刺激公众辩论,一个深刻例子是『斌仔』事件,港台的处理就将之变成一个温情项目,而未有探讨『安乐死』的社会议题。」
制作人分享体会
最后两位讲者-电台部编导曾志豪及电视部监制陈曼仪,亦分享他们的体会。曾以踢足球比喻香港电台太保守,耀目足球并非它想追求;亦缺乏较年轻而受听众欢迎的主持。港台以节目作推销,而不愿意推销人,年轻主持发展空间不大。至于节目方面,曾建议港台可发展体育节目,将它变得更有深度、公共事务化及资讯化,港台除做一些珠江经济合作交流,亦可拓展作中港的沟通桥梁,制作节目作实际交流。
至于陈曼仪就表示:「不相信同事是没有创意的,也不信同事甘于被批评节目是又老又旧。但香港电台所背负的责任和面对的包袱,大得我相信是别的传媒没有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责任,一方面要有教育性、文化、要另类,又要有娱乐性、顾及收视、节目欣赏指数,我们都在缝隙中找出路。」陈曼仪以一个小故事作结:「小一学生小明每天由母亲拖着上学,后来母亲怕他不够独立,故意让他走一条满布荆棘的路。小明对于不用母亲拖手感到高兴,但走得满脚伤痕,身边的人却责怪母亲没有好好照顾小明。母亲最初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对孩子是好的,但日子久了,旁人说三道四之下,最终母亲还是拖着小明的手走回旧路上学。」
讨论结束,同事离开温暖的录音室步出广播大厦,迎面的是冬夜清冷的空气,问题带出不少,还是要逐一思量判断再解决。
面对未来挑战
欧洲独立电视委员会议会二○○四年曾对公营广播的定义有详细的表述,其中提及除照顾小众需要及实践教育功能以外尚包括:愿意去冒创作的风险;挑战观众;补充其他市场主导频道的不足;具独立性及持平,提供可信的新闻;成为公众讨论的论坛,并确保多方意见可以被表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Dr. Abdul Waheed Khan在世界电子传媒论坛中曾这样说过:「只有无限制的追求客观事实,以及意见知识的自由交流,才可达致世界和平、谅解及可持续发展。」
公营广播使命任重道远,香港电台今年已踏入广播七十八周年,是垂垂老矣;还是百年树木,继续可以壮大。新的一年港台将会面对更大挑战,如何回应瞬息万变的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在风云万变的政治环境中继续向前,扮好公营广播的角色,是每一个港台人值得深思以及承担。
随着科技发展、本地传媒将有更大发展空间,是挑战也是机遇。透过更多的讨论和沟通,能否让我们更能厘清目标和使命;外间的压力和挑战,能否让我们更能凝聚力量,重整架构,重新出发。话也许说远了,但当不少学者包括是次论坛嘉宾马杰伟都强调,香港社会正逐步转向公民社会,香港电台这机构内又能否体现公民社会的精神,港台人自愿自发地去把个人力量汇集,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去实现公营广播的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