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肉在哪里？透彻剖视当下社会．明订公共广播方向

　　检讨公共广播服务，必须双管齐下，两路并进，既要理念清明，取向拿捏准确，亦要断石分金，判定此时此地社会所需，不得含混其辞，闪缩回避。

　　从一开始，政府视公共广播为干预市场，其作用只能补充市场的不足，结果引起一轮回响。其实政府的问题，不在于以经济角度看问题，而是以不认真的经济分析去处理公共广播服务。从经济学看，公共广播政策是政府对市场失效（market failure）的回应。在自由竞争下，私营机构逐利为主，不能提供充份的优良节目，因此政府不能坐视不理，遂以立法手段规限内容，并通过发牌条件订明私营广播机构的节目标准及成份，然后又动用公帑，由公营广播机构制作节目，为市民提供更多选择。

从经济角度看

　　政府不容广播市场放任自流，是由于市场竞争无疑有助提高经济效率，让生产者更能回应消费者的需求，更能讲求压缩成本，降低价格，却无法保证可为社会提供有利整体发展的广播节目，更何况广播市场向来都是寡头垄断的格局，或有利于规模经营，却又难免扭曲市场供求关系。具体而言，广播市场失效是由五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广播节目是公共财（public goods），它的广播可供所有人享用，若不通过征税去支付制作费用，就须由广告收入去支付，导致节目内容主要满足广告多于消费者的需要；
二．寡头垄断的格局，市场的「准入门槛」高，造成市场集中，企业坐大，竞争削弱，结果不是抬高价格，就是降低节目质素；
三．广播节目带有界外损益（externalities），它既可为个别消费者／受众带来好处和坏处，也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损害和利益；
四．部份广播节目属于资优财（merit goods），消费者不察它的优点，往往低估它的价值，因此只愿付低于应付的价格去购买，导致供应不足；
五．资讯不足的问题，令个别消费者无法知悉节目的质素好坏，以至节目的界外损益所在，因此消费者的选择只有利自己，却有损社会，或甚至对两者都不利。

　　换言之，提供公共广播服务的出发点，若是基于市场失效，就必须细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导致市场失效五大成因在香港的具体情况，二是清楚界定「资优财」和「界外损益」的具体含义。这样一来，理论就要结合实际，而经济分析亦须配合社会价值观的解读和确立。

从社会价值观看

　　从社会价值观去论述公共广播服务，可谓耳熟能详。这套想法的出发点，就是对市场的不信任，因为商业运作的考虑和计算，不能与公共广播所求达到的社会目标相提并论，市场亦非推动这些社会目标的有效机制。

　　大致而言，这些社会目标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知情权，即市民有权获取有关所在社会的准确而完整的资讯，不能因为经济匮乏而被拒诸门外，因为市民要了解及参与公众事务，实践民主，都首先要有充份的资讯；二是文化身份认同，即通过不同类型的广播节目，帮助大家理解个人与社群、文化、国家、政权的关系，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三是传播知识和推动教育，通过广播去引发市民对知识的渴求，增进各方面的知识，扩阔视野，提高全民的知识水平；四是塑造和巩固社会的共同价值，树立是非标准及行事规范，缔造社会融和，而在重视社会共识的同时，尊重不同社群、组别的差异和主张。

　　表面上，公共广播服务的社会价值观，放诸四海而皆准，但如何具体演绎，才能适切服务当地社会，只能因应时地所需才能定断。例如加拿大的公共广播，一方面要树立其国家文化及身份认同，以提高国家的融合，否则只会沦为美国文化的附庸，因为加拿大七成人口都能看到美国的电视节目；但另一方面，加拿大亦要努力提倡包容和多元文化，以调适美法语族以至其他社群之间的文化冲突，让每个文化从公共广播系统之中找到自己，了解别人。因此，加拿大公共广播的价值，可视为培育有别于美国的文化自主性，同时在其领土内确立及发扬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体系。

　　在德国，公共广播是二战后民主重建计划的一部份。为了矫正纳粹政治的历史错误，战后德国特别强调公共广播是改造国民思想、推动民主建政的工具。因此，德国的广播系统一面崇尚言论自由，另方面又严格禁制种族歧视和军国主义的思想。广播服务的设计，都以复兴自由民主的政治社群为职志。相反在文化多元、种族多元的荷兰，公共广播的目的是任由不同的宗教派别、公民组织以至社群去自由表达意见，不受拘束，广播组织亦不必恪守公正平衡的原则，孰是孰非，就由受众自行定夺，一派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服务当下的香港

　　不同国度公共广播取向各有不同，正好说明公共广播是为特定历史时空下特定的社会需要服务。每个个案均有其独特的考量，包括文化价值、社群期望、历史情况、身份认同等。因此，尽管可以将这些考量总结为公共广播一般原则，如服务社会大众的不同利益、教育及启迪民智等，但若要公共广播紧扣社会需要，适切服务社会，我们只能绕过一部通书，从本港的发展议题、核心价值、身份认同，研判本地社会立足现在、走向未来的关键所在，才回头再看看公共广播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说，公共广播的前景在于服务当下的香港，不在于为它寻找最理想的目的和意义，而不对本地社会的性质立判断，服务社会实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就算对公共广播的价值有共识，若略过实质的社会分析，回避社群的核心价值和社会关怀，不谈历史使命，公共广播的原则只流于空泛的目标和承诺。

　　历史地看，本港发展正面对多项难题。举其大者，政治上，本港普选遥遥无期，言论自由不断受压，公共空间收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察；经济上，财团权势庞大，势力覆盖多个行业，既削弱本港的竞争力，也窒碍本港向知识经济转型；民生方面，随着本港经济二元化，贫富悬殊大幅拉远，弱势社群不仅资源贫乏，跨代贫穷更有蔓延之势，社会升迁栈道亦日趋闭塞；文化上，商业文化主导，市民想像空间窄小，加上教育改革紊乱，考试压力依然巨大，创意文化无地容身，公共广播检讨其实就是本港社会的检讨。我们不妨反躬自问，公共广播究竟对上述种种有何可为，令本港有所改进，走向更文明、公平、公开的中国人社会。

　　目下的公共广播服务检讨，两面皆不讨好，既欠深入的理论探讨，为公共服务订明方向，亦无透彻剖视当下社会的雄图，以勾划服务内容的具体眉目。方向和眉目不明的公共广播服务，若不及早厘清，重新导向，就只能够继续修修补补，聊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