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士空间」到「网络空间」：新媒体的公民社会反思

　　也来谈谈「巴士阿叔」事件。一出日常香港生活写照竟然跃身国际网络空间，且在香港引爆如此广泛的争论，皆因事件牵涉现今都市社会及物质生活的多方面问题，包括都市压力、噪音污染、语言暴力、私隐侵犯等。但不少讨论都针对互联网作为新媒体所牵涉的政治及操守价值。故此，笔者想藉此来谈谈「巴士阿叔」的文化意义。

全球化的公共空间　　
　　城市人面对不同层面的压力，紧张的日常生活及声音污染。有评论指巴士乘搭的过程，往往成为都市人暂缓生活紧张及压力的避难所，亦因此这空间可能无可避免地被私有化。「巴士阿叔」可以说是一出日常生活政治的片段：阿叔与青年的「强弱」对垒，及对沉默的第三者中有人用手机拍下事件经过，将片段上载互联网，将巴士空间带进一个更大、更全球化的公共空间。
　　手机与互联网这个「新媒体」组合扭转了阿叔及青年的权力对垒，表面上是为青年平反。有关互联网作为颠覆权力，抗衡主流传统沟通渠道，提高讨论的民主性，其威力有见于这事件上。
在最近香港举行的世贸会议期间，互联网／独立媒体成为传统媒体以外的声音，为网络民众提供另类阅读及批判。在另一层面上，反世贸人士可借助互联网组织国际力量，策动示威游行，反对世贸所存在的垄断，反对催残农民生计的种种不公义行为，使互联网成为社会人士／媒体运动（Social and Media Activism）的角力场地。此可以证明互联网作为一种民主／民粹媒体在主流媒体或现存渠道机制不能行使公义时，便成为执行看守正义（Vigilante Justice）的场所。　
　　再者，「巴士阿叔」事件亦反映虚拟媒体中施展创意的程度。自从「巴士阿叔」原本片段在网络空间面世后，随即引发一连串回应作品：有洁净版的，有配以不同音乐的，甚至用之来卖广告的，甚至为「巴士阿叔」事件延续，年青人怎样用手机大声骂对方，以想像为故事圆满。这种网络的创意，反映网民对事件的一种反思及回应，亦充份展示（青年）网民创作的活力及利用互联网的精练技术，与香港政府积极推动的「创意工业」扣连。

互联网的利与弊
　　第三种讨论，就是互联网作为「另类传媒」与传统主流媒体的对话。前者有能介入传统媒体未能涉及的空间，能以第一身目击事件的发生；传统媒体在这层面上则一贯的被动。再者互联网的空间也较挟騞它u的话语规则、建制、受制于商业考虑的主流媒体，来得自由及多元。观乎互联网所诱发的民主性、创意、多元及自由，有讨论指互联网甚至可取代一些主流媒体。　　
　　但「巴士阿叔」亦触发不少对互联网的批判声音。所持的观点多从道德／道德主义层面出发。
有言论指，手机片段表面上为年青人平反，但将片段上载，使阿叔「罪证」公诸于世，不但侵犯私隐，更对阿叔进行道德审判，剥夺阿叔可以抗辩的权力。「阿叔」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反驳此言论的，指侵犯阿叔私隐符合公众利益，因可将其社会人性阴暗暴露于人，刺激反思。但事件的性质，与类似「梁锦松买车」、「程介南事件」相比，则欠缺明显的公众利益涉及。再者，事件所引发的道德批判，以偷窃猎奇的心态将阿叔判罪；又甚至将阿叔奉为道出港人苦况的「英雄」，将事件二元化的定性为文明／野蛮，斯文／粗暴，年青／中年等框框讨论，未必反映网络的多元性。　
　　又互联网所连系的创意，亦被视为滥用言论自由的明证。有些网上片段，将「阿叔」使用的粗口中包含的性意味借题发挥，或将粗口的语言暴力引申至身体暴力。其中「四眼仔」系列、上载上水一中学课室中一群学生对「四眼仔」围殴的一系列片段，此触发不少对互联网所容许的色情暴力影像的谴责，及连同最近商台的「最想非礼女艺人选举」一并谈论。笔者并非容忍言论自由滥用的行为，但社会中从未允许对色情暴力作为文本以及创意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当政府带动经济发展为名以鼓励创意，而报章及主流媒体正以色情暴力作招徕，以收最大利润之际，为何色情暴力不是创意经济？
　　再者，互联网并非如一般所想能打开言论空间，由「巴士阿叔」事件所见，流传于互联网往往是一些影像回应，网民的回应多属对片段内容评分，并没有引发对事件本身的讨论。与普遍部落格（Blog）上网民一贯的表现一样，多只属一些自我感受抒发，使人质疑互联网未必是一种双向的沟通文化，更枉论一种对社会议题讨论的公共领域。

培育发挥公民社会价值 　
　　观乎上述讨论，如果我们要领略「巴士阿叔」事件的教训，它充份暴露了互联网的利与弊，既肯定了手机／互联网将无可避免成为发展一种监听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的重要武器外，它作为发展公民社会，以及彰显哈巴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上，一方面可以建立颠覆当然权力，达致其公义的来自公民的压力群体（Pressure Group） 。但另一方面，亦可被挪用成商品主义的，鼓励猎奇式、色情暴力以收商业效益，仿效主流媒体的场所。
要切实确立公民社会，并使互联网能成为培育发挥公民社会价值，除了确保这空间能发挥及反映多元讨论外，更不能全倚赖媒体可以作自我改善。（最近主流报章邀「巴士阿叔」北上寻欢，肆意将当年「陈健康事件」重演，塑造阿叔成被笃对象，违反新闻操守，是一明证）。核心价值的灌输，例如公义与权力平衡，个人自由及（他）人（人）权的尊重，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似乎刻不容缓，而要令这些深层价值在社会中植根，可能就正是公共广播服务所肩负的责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