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如何打造香港的公民社会

　　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在六月下旬举行了一个国际论坛，听取多名海外专家对公共广播的管治模式及财政来源两方面的意见。委员会主席黄应士事后强调，香港电台将来不能单纯套用外国某一种模式。毕竟亚洲及西方各国的公共广播系统各有强弱，未必完全适合香港的情况；而且这些国家的公共广播体系在自己的国家面对不同程度的改革压力，可见俱有未尽善之处。　
　　香港的公共广播不能将外国模式生吞活剥，另一原因是本地的公共广播过去的发展彻头彻尾是一种政治化下的产物，政治化产品难以用非政治方式解决而毋须考虑其政治后果，若是硬套用其他地方的经济或文化模式，似乎未能因应香港公共广播的特殊状况；但近半年有关公共广播的检讨主要参考西方同类机构的发展方向，而较少采取公共广播对本地社会及政治环境的独特价值作为论述角度；特别对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上，公共广播过去其实一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整体讨论上却较少提及，主要原因也许是本地公共广播的检讨，主要聚焦于西方公共广播近年困扰的课题，如在多媒体的环境角色受到质疑，以及经费不足等考虑，这些问题在香港固然存在，但都是较次要的课题；这与西方对公共广播的检讨，多出于经济因素及社会效益，很少将政治因素放在较高的位置有关；此外，西方国家的学术讨论较少涉及公共广播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原因是他们毋须依赖其公共广播服务公民社会，因大多数拥有公共广播系统的国家，都存在自由民主的体制，其公民社会的发展早已与政治制度建立紧密关系。

特殊的媒介与政治形态　
　　无论回归前或后，政治议题始终是香港公共广播的首要考虑，这情况是香港独有的；过去就香港公共广播服务的讨论，几乎一面倒强调它的政治独立性，在先天欠缺一个民主化制度的社会，令本地公共媒体被赋予一个较西方伙伴不同的政治角色，主要体验在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上。民主国家的政治体系的特色是有充份的代表性，反映不同的声音，而议会是政策决定最重要的角力场所，媒介最能影响政治的时间主要在选举期间。但香港传媒对政治的介入却很不一样，自由度极高的香港传媒一直扮演一种重要的「代议功能」，对重大的社会事件很容易形成强烈的民意，令先天欠缺民主认受性的政府必须要依赖媒介的平台搜集民意、并要迅速作出回应，以增加管治的效率与威信；过往董建华年代因为忽视民意集结的力量，将基本法廿三条强行立法，导致五十万人上街的震撼场面。
　　香港虽然没有民主社会的独特元素，尤其欠缺一个有意义的选举制度，但香港却拥有一个相对独立有力的媒介系统，令民间社会可以通过媒介发声，表达诉求，代表香港市民的民间社会可在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以外，独立发声表达意见。这种特殊的媒介与政治形态，源于一国两制过渡期的政治；而本地公共广播对建构代议政治的传统尤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其他国家公共广播系统难以提供同样的发展蓝本或参考架构的，因此香港的公共广播反而可提供另一个发展模式，有别于主流的西方地区。

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的特色是市民对社会有一种自发性的投入，透过个人或群体方式，对社会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但这种参与并非自然出现的，像七、八十年代当时流行的政治文化称为「政治冷感」，难以想像二十年之后会转化为「政治敏感」。　
　　到底什么因素令香港市民改变对政治及社会的态度？香港电台在此又扮演什么角色？
香港的公民社会发展大抵起源于六十年代后期及七十年代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但当年这些运动都是以大学精英带动的小众运动，传媒绝少介入，更遑论广大市民。但若追溯媒介推动公民社会之始，香港电台肯定扮演一重要角色。五十年代的香港电台，仍是殖民地政府的喉舌，一度还隶属于政府的公共关系部门；六七年暴动之后，殖民地政府明白到要提高市民的本土意识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因此通过传媒，特别是增拨资源给香港电台，令它增加节目制作量，以照顾不同社群的需要，例如特别为渔民、农夫、失明人士以及待业青年等制作节目，令他们增加对殖民地政府政策的了解，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殖民地政府对公共广播的重视从六、七十年代多次搬迁及设备扩张可见一斑，当然，政府善用公共广播明显亦与广播媒体的普及和影响力有关。七十年代可谓是公共广播扩张及作跨媒体发展的年代，电视节目令香港电台的公共性深入民心，七十年代初制作的《奉告》、《警讯》等，可以视为官民沟通的桥梁；与此同时，殖民地政府亦逐步让港台拥有编辑自主，因而涌现一批讽刺时弊、反映小市民心声的节目，如《针锋相对》、《狮子山下》等，以及批评时政的节目如《铿锵集》等。这类节目由于针对小市民的需要，令公民意识得到觉醒，遂成为港台代表作。

民间社会监察政府　
　　若七十年代是本地公民社会的奠基期，八十年代可以说是成长期，中英谈判及联合声明的签署亦为香港电台带来静默的革命。香港要回归令港英政府有压力为一手扶植的公共广播服务寻找出路。过渡时期香港社会需要媒介作为代言人，因为中英谈判不容许有「三脚窗v存在，但社会确需要有渠道反映中英争拗下香港人的看法，这种政治气氛下助长传媒的独立性；另一方面，预备撤退的英国政府在回归前由压制性趋向怀柔管治。八十年代中，港英政府是「跛脚鸭」政府，为了提高它的认受性，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提出开放政制「八八」直选，另一方面是让已经充满民间气息的香港电台走向独立。八六年的广管局检讨报告便提出有关建议，但可惜「八九民运」之后中英争拗加剧，中国对英国的猜疑令港台不能如期独立。但显然港台发展的路向，早已为独立铺路，已超越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能；像在节目安排方面，八十年代开始刻意提高民间社会的自觉性，凝聚一种舆论压力，例如开放广播平台聆听公众的意见等，令香港电台虽无公共广播之名，却拥有公共广播之实。
　　回归之后，这种站在港人立场、让为市民发声的言论自由传统以及凝聚民间社会力量的能力，继续成为香港电台的文化资产，甚至成为抗衡特区政府压力的政治资本。如对特区政府政策失误的批评等，显示香港电台是站在民间社会那一边，亦与民间社会的诉求作出呼应。特区政府忌惮这股民间力量，不用政治力量打压港台，而是透过经济手段向港台施压，以动摇群众的支持度；但可惜香港电台与民间社会意念结合这种传统已经根深柢固，香港的公民社会日趋成熟，晓得透过传媒参与管治社会事务，以掌握一己的前途，对香港电台扮演的角色亦有一定的看法。最显而易见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在年初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电台应该批评政府及监察政府政策，而接近六成的受访者都赞成港台应改变政府部门的身份，以公营广播机构的形式运作，即是以非官方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港台。这都显示市民信任媒介多于信任政府，同时珍惜传媒议政、可以监察政府这种言论自由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