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束缚下的中国独立电影

　　「独立电影」的概念起源于二十纪中期的美国好莱坞。当时为了摆脱八大电影公司以利益为目的的制片控制，一些创作者自筹资金，制作出与商业电影不同的作品，即独立电影。目前，独立电影主要指其影视生产模式中资金的投入和制作不隶属任何电影公司；而在中国，独立电影制作则更多指一个与行业体制内制作相对应的行业体制外制作模式，即该类作品未进入体制内审批程式或无法在主流媒介中播映。但到了二零零零年，随着国家影视产业政策的调整，中国独立影像也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的「独立制作」概念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第五代导演为中坚力量的新电影运动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好评，但经历了不到十年的好景，九十年代后很快趋于没落。一方面是因为电影审查制度和亲政府思想投资的拉拢；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国际电影冲击。

　　作为中国独立电影发展主力军的第六代导演主要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社会，他们的目光不再像前辈那般关注群体意识和历史维度，而是发掘被主流意识形态遮掩的中国现实，呈现被社会长久遗忘的失语人群的声音。比如《我的红卫兵时代》以五个老红卫兵访谈为主体穿插官方新闻的纪录片；张元讲述一个弱智儿母亲苦难经历的《妈妈》；描述北京一批社会边缘青年关于友情、性、背叛、摇滚乐的《北京杂种》，以及涉及同性恋主题的《东宫西宫》。

　　中国独立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它不仅向观众展现了中国被忽略了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同时也在国际上勾勒了中国的真实侧影。但是中国独立电影无论是政治类型电影，还是关注社会的非政治影片，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为背后的意识形态服务，只是表现形式有差异罢了。

独立电影在国内：从抗争到妥协
　　在中国大陆，面对盘根错节的电影审查制度，超过80%的独立电影由于内容涉及政治敏感或者社会阴暗面，不能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核，遭到了禁播的处罚。一九九三年田壮壮拍摄了电影《蓝风筝》，该片描述了中共建国初期的三次政治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苦难和国家政治高于人权的现实。因此这样一段被中国政府刻意回避和遗忘的敏感记忆，也给影片带来在中国大陆不见天日的必然结局。

　　二零零六年出品的《颐和园》准确的来说是一部爱情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里社会大变革下一对青年男女的颠簸流离的爱情，相爱、甜蜜、争吵、背叛、厌倦、遗忘，这些是所有娱乐片中必备的元素，但是只多了个「六四事件」背景元素。导演娄烨认为自己无意再现「六四」这场历史事件，只是一种时代背景的纪录。但是电影总局面对这样一段被政府活埋的历史，最直接有效的处理方法便是活埋了这部电影。

　　在主导话语的抑制下，电影人在妥协退让与追求真实之间一直努力寻求着平衡，并渐渐屈服。比如独立电影代表人张元二零零零年重新进入体制的作品《过年回家》。因为影片的监制和出资单位都是司法部，所以在影片结尾上对女管教干部高大形象的粉饰展露无遗。同样，大量的体制外作品为了可以在中国发行，心虽有不甘但还是诚恳的进行了修改。比如电影《秘语》，《大鸿米店》，《有话好好说》。可见，电影相关审查部门一直以绝对占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出场，独立电影的导演只能在政治力量的种种暗示下遁寻出路。而一旦进入体制，他们的创作力就衰减了，逐渐丧失了他们早期作品中的力量。

独立电影在国外：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
　　一批独立电影导演们寄希望于通过在国际获奖的方法，重新赢得主流的认同和票房，继而摆脱中国政治的牢笼和铁链，但是他们实际上步入了另一个政治的陷阱。

　　首先，西方的承认和赞美是建立在对中国误读的基础上的。他们关注的不是电影本身的力量，而是电影背后 「一种拒绝主流意识、冲击官方体制的政治姿态」。所以，他们可能青睐一些诸如此类的中国独立电影，而当这种西方审美标准和别有所指的政治意向被发现之后，难免有一些独立电影的制片人在影片的内容、宣传中硬性添加敏感的政治话题，以投机的手法吸引西方的注意。比如贾樟柯的《小武》法国版海报中倒置的毛主席头像。

　　然而，这种误读的后果可能导致中国政府的打压。比如一九 九三年《蓝风筝》参加东京电影节时所遭遇的尴尬。该作品灰暗的基调和禁忌的政治历史背景使其没有通过中国电影审查，但是导演田壮壮坚持携该作品前往东京，并以日本电影的名义参展。此举惹怒了中国电影局官员，当评审团宣布《蓝风筝》获奖时，中国电影代表团即刻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之后广播电影电视部发表了包括《蓝风筝》、《北京杂种》在内的七部影片的导演禁令。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无疑是国际间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

　　一些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独立电影即使没有受到政府的打压，可能也会遭遇票房失败的窘境。一九九八年出品的《小武》是中国独立电影的佼佼者，当年获得了八项国际奖项，但导演贾樟柯二零零五年接受访问却低调承认《小武》最初在美国上映时反应并不好，只有很少的小影院放映；二零零七年是导演王全安和其作品《图雅的婚事》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上的幸运年，但是这种幸运并没有延续，该电影在内地仅有二百万元人民币的票房进账。之后夺得二零零八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影片《左右》，在国内上映首周票房甚至低于五万元人民币。

　　中国独立电影单靠一批知识份子的捧场无法改变票房现状。从认可度看，中国独立电影获得的成就有限。虽近年来国际电影节上传来的获奖消息确实是专业领域的认可，但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一直都受到政治的束缚，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作为上世纪中国阶级斗争的历史遗留产物，它的存在注定了中国独立电影永远生活在阴影下。

　　当然，一旦政策解禁，我们又要担心面对政策的放松，独立电影的导演们是否准备好去迎接一个开放的时代，中国普通观衆又能否直面赤裸裸的现实。所以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包括基金会、审查、院綫的完整体制，从而确保中国独立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