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运动的新启示:主流/独立、新/旧媒体的新互动

2010-02-11
有示威者戴上眼罩口罩企图冲向立法会。
反高铁市民以苦行形式由立法会步行至政府总部。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六日立法会内历时廿五小时的高铁拨款议案终于「惨胜」,标志着回归后议会政治中的历史时刻,但立法会外更意味着新公民社会政治的开始。然而最为深刻的是,更显露了一场实在的媒体政治:不单显露了web 2.0世代下的跨媒体运动,亦暴露了主流与独立媒体的微妙关系及融合。本文先从文本分析讨论主流媒体在框架设定的限制,然后探讨这次事件中在新媒体互动下,传统主流媒体与独立媒体的合作可能。

主流媒体的盛事「框架」
  高铁拨款方案的讨论,早在零七年展开;然而本文只集中在主流新闻媒体在上月十五、十六日的报导。整体上,新闻媒体不论其政治立场,都集中在三个「框架」及三个焦点 (主角)。三个框架就是人民及民主力量、高铁势在必行,以及暴力本身。至于三「个」主角,就是支持高铁、反对高铁,及「八十后」。《苹果》一如其撑民主立场,以「人民力量」为十七日立法会外冲突的标题,将示威者的暴力降低,并且将暴力归咎于警方,以突显立法通过拨款的「可耻」;《明报》则在用图及行文上试图树立较「中立」及温和的字眼,没有将暴力激化或归边。亲中报章如《文汇》及《大公报》一如所料的标示高铁终于得以通过,以显示其支持政府的方案马上与国内接轨。除此以外《大公》更在标题和图片都渲染示威者作为施暴者,在标题界定示威人仕为「暴徒」,并在图片上加入效果,来突显示威者的暴力程度,做法近乎一贯渲染暴力以吸引读者注意的《东方》及《太阳》。在暴力为主的大前提下,可能致令《东方》在标题及图片的安排上,警方及示威者两方都被受指摘,反而显得其取态模棱两可,更有丑化示威者之嫌 (例如近距离摄得示威者脸被扭曲、陈巧文头破「血」流的情况)。

  在报导示威冲突上,主流媒体都容易跌入将事件「盛事化」,以暴力作为唯一焦点,亦因此夸大暴力本身。另一方面在报导立会内议案通过的情况,就较直接简单而尽显各报的立场。《苹果》的语调往往表扬示威者怎样「成功占据遮打花园,呼吁警方克制」;相反则丑化官员及建制派议员怎样要乔装混入人群、慌忙「逃离现场」,又以「享用晚餐」(陈家强),以突显其无视抗争的嚣张态度;另外头版相片就以示威者手挽手和平静脸容的场面以抗衡一般对示威者暴力、横蛮的想像。在另一个阵营,亲中报章都以议会内和平理性的画面来突显方案终于通过,香港经济地位得以保住,并与北京接轨的光明景象。报导更花笔墨去渲染民建联怎样赞扬刘慧卿「尽忠职守」。从支持议会政治的角度伸延,亲中报章对于官员及议员不能离开立法会归咎于示威者,以至警方虽然面对暴力都仍然「克制」。

  高铁拨款通过后遗留众多问题。报章翌日的报导及评论扮演着政治宣传及缓冲社会气氛的作用。亲中报章大幅刊登郑汝桦「本来欲出立会与示威人士对话,但被警方以安全理由阻止,试图为政府解围及缓和反高铁人士可能的激烈情绪」,但亦从评论的角度延续谴责抗争人士的暴行。不同报章亦扮演影响公众舆论的功能,延续政府展开对社会规划的检讨,针对一贯谘询欠缺公众参与及透明度。除重申报导立场,打开舆论空间外,报章评论及专栏更帮助协调社会二元化深层社会矛盾。

暴力、标签 -「八十后」的窥探
  观乎上述的文本,主流报章面对这场牵涉香港经济政治发展,又连系一场庞大的社会运动的事件,逃不掉一贯的过滤|暴力化、盛事化以争取大众读者的口味;但当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牵涉在内,就连一般较非图片、非煽情的亲中报章也得将事件暴力化,以收政治宣传之效。另一方面,一些较以销量为主的报章,都扮演「中立」形象 - 谴责双方面的暴力。不过,各大报章似乎都对「八十后」的论述有不同程度上的一致 - 主力在抗衡「八十后」非社会上喜欢暴力、易受摆布的、意志薄弱的「三失」者;《苹果》更在每一次的示威过后,都支持一些年轻参加者,尤其焦点报导那批苦行者,强调他们能够采用非暴力、和平及理性的抗争。一月十七日其中一篇报导以「香港真的属于我」来表现年轻苦行者,更以反高铁事件彰显其文化身份。不过报章在打破「八十后」的标签的同时,亲中报章却采访支持高铁的「八十后」,然而采访手法亦无意欲地再次强化这标签。(笔者被数媒体采访时,对方都围绕对「八十后」的观感。) 诚然社会对当下青年人的标签近年都围绕吸毒、性观念开放、隐蔽、沉迷上网等负面标签,致使有一批不顾后果、一腔热血的青年参与示威时,未免令其他世代 (尤其当媒体高层的五十、六十后) 产生好奇,欲以采访探讨其世界;但因报章对示威的盛事化考虑,故把冲击的青年作为焦点,将「八十后」的标签剧化。

主流媒体的舆论实力减弱?与独立媒体的互动
  从皇后、天星抗争到现在,独立媒体与本土运动人士的连结日益深化,并吸纳不少支持者,形成媒体民主化的新势力。今次高铁事件,独立媒体从方案公布之初,到菜园村村民的抗争,独立媒体既为运动支持者,又是记者的双重身份,紧贴事件,以笔杆作运动工具,为事件提供丰富的资讯纪录,亦鼓励讨论,动员支持者参与示威,汇聚公共领域空间。在今次事件中,独立媒体的锋芒甚于主流媒体。有报章记者承认,主流媒体在整个菜园村事件上非常被动,因菜园村运动未能引起主流民众的兴趣,真的触动社会的一刻,是零九年十一月大联盟在铜锣湾举行的示威中,口号集中在六百六十九亿的昂贵费用。主流媒体翌日即「亡羊补牢」,大幅报导方案内容及政府谘询的缺乏及迟缓,致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在此亦反映新闻媒体在近年政府雷厉风行的「吹风会」及「饭局」的影响下,早已养成惰性,变相亦成为政府宣传机器。有记者坦言,主流媒体要倚赖独立媒体的资料,而因独立媒体与运动主办者的联系,不少示威集会人士的资料及联络方法,也得通过独立媒体才能获取。

采访权感受到威胁?
  一月十六日当晚,主流媒体从多方位捕捉示威场面,镜头下的混乱情况,不只是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还有大大小小镜头的推撞;当中独立人士充当事件记录者,不比独立和主流媒体的少。在场示威者不满主流媒体的霸道,批评主流媒体不单不能全面客观的报导事件真相,还阻挠示威人群前进,干扰事件的发展。其实主流媒体与独立媒体甚至与示威人士的争论,早在二零零五年香港举行世贸会议期间呈现。四年后的今天,独立媒体发展成熟,成为另类新闻/资讯,报导社会公义及或少数群体议题,鼓励互动式舆论的建立。这的确较主流媒体活跃,甚至有威胁主流媒体在舆论领导的地位之说。主流媒体屡被批评为为符合大众口味,把报导煽情夸张、讯息单一化,更在一些涉及大财团利益及政府/北京政权负面消息上自我审查。逐渐影响其主导地位及公信力。

  去年七月的「事旦男事件」就暴露了民众对大台的垄断、马虎及自我审查的抗议。今次高铁事件,示威民众不单针对大台采访,亦对其他新闻媒体采取不友善及质疑态度。有记者因不满示威者的行为而在网上发泄,遭网民「围堵」及作「人肉搜寻」,进一步反映主流记者及媒体权威的下降,亦彰显互联网络监控的霸权;而今次所监控的,正是理应能监察社会的「守门狗」(Watchdog) - 主流媒体本身。我们对互联网上「人肉搜寻」这种对私隐的侵犯行为应予以谴责,对网络形成的情绪性「群起诛之」的霸道行为亦需要关注。网民要针对的,应是操控新闻的媒体,即或集团本身,以彰显民主制度下的互相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而非围攻个别记者的情绪性纾发。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自处
  今次反高铁 (方案) 事件彰显不同的新媒体 (包括手机、互联网上的Twitter及Facebook) 怎样促成示威者之间的通讯、动员及应变。Facebook 不单作为社交网络,现时已跃身成为议事媒体,甚至能动员的重要社会运动的媒体。这次在一月十六日之前,能成功集结运动力量的,归功于主办者在立法会门外所设的投射机,让场外人士能清楚看见议会内泛民议员的拉布情况,并运用手机短讯向议员提供问题;而每每官员及建制派议员发表意见时,都触动示威人士的情绪,令集会气氛高涨。诚然,这次事件标志的新媒体政治,会随着相关的「新民主运动」进一步实践哈巴马斯 (Habermas) 所言的「公共领域」。在这环境下,主流媒体的能动力将面临严峻考验,就如乔姆斯基 (Avram Noam Chomsky) 在七十年代论及的,现时主流媒体暴露着日益受到不同的、过滤的制肘,而无法充份担起其第四权的角色,新闻专业亦对本身备受质疑。今次采访高铁事件的,多半是年青记者,本身亦属「八十后」。他们眼见同样年轻的示威者为社会公义站出来,但因岗位不同而需扮演记者中立的角色,亦要顺应「主流」兴趣,而要放大对「八十后」的论述,甚或渲染集会暴力行为。可是即使一些亲政府的报章,也会淡化一些支持高铁的示威行动,足见在处理一些大议题上记者可以角力的空间。

  其实,独立媒体得以发挥如斯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在社运议题上非常明显;而主流媒体则仍然有议题设定及舆论领导的地位。故此,记者仍然尽量平衡宣传政府政策和反映民意及或民怨。在新媒体政治底下,主流媒体更应继续其代议作用,并反映多元声音,提倡持份者之间的沟通及讨论,并提升与独立媒体的互补作用,使媒体成为提升公共领域的「公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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