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传媒才能推进社会公义和进步?

2012-03-13
  在进步的社会,传媒作为监察社会的公器,对推动社会公义和继续进步,实在起着莫大的作用。就我个人观察,虽然传媒经常会扮演社会正面价值推动者的角色,比如搞筹款节目或一些表扬好人好事的《感动香港》节目,但总不及传媒在揭露社会不平或丑闻方面来得尖锐应世。传媒监察和推动社会正义的功能,最明显体现于三方面:首先是对所有社会事态的报导和深入剖析;其次是与社会上,尤其是公共领域内重要的参与者和持分者的互动;其三是传媒本身月旦社会上种种不平现象。兹就着以上三大范畴,审视香港传媒的现况。

传媒对社会事态的报导
  首先是一种以电视为蓝本的报纸于九零年代初出现,以亮丽印刷,超大号并带有明显立场的标题,配以简单化的内容,再加送各种迎合大众口味的美女与消费,成功登上报业龙头之位,也迫使其他报纸仿效。其主要效应,是令报业内容从严肃化过渡到娱乐化,内容也由知识型报业的大块头专栏剖析及社评,过渡到较为表面化并带煽情倾向的报导及评论。

  若比较90年代初与今天报章的版面,这种字数锐减、彩图锐增、煽情标题当眼的现象尤为明显。今天在华人世界的报章中,香港报章的内容明显是整体上最肤浅的。

  自二战后迄今,香港报业之专栏剖析及社评的数量、探索范围及水准,已有明显下降的趋势,97前已见愈来愈多倚赖外国传媒的翻译之作。到97后有深度的专栏作者园地更买少见少,专栏作家也纷纷转业或消失,这亦使得香港传媒的从业员大部分再无这种「报而优则评」的专业化晋升机会,即由好记者晋身专栏作家,进行深挖式报导(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及月旦时事而广受尊重。

  纵然97后香港社会出现了「名嘴」,但拥有这号身份的人士不一定由「科班」(即新闻从业员)出身,其卖点也不再是专栏作家式的有分量剖析及对公共价值的坚持,反而可能是其评论够凶狠够生鬼或挖苦够出位。而部分出位名嘴的个人目的,显然也并非志于做专栏作家。而且,97后这些名嘴还会面临一种不能名状的风险,即因着一些牵强的理由而被逐离或「自动」离开传媒阵地,尤其是那些剖析认真价值坚持亦严肃的名嘴。可以说,西方报业式的专栏作家,在香港传媒界完全被边缘化,仅剩下一些特别报种仍维持专栏作者格局。

  其次,缺乏了传媒专业自己培育出来的专栏作家,香港传媒对社会事态的报导,也愈来愈倚赖公共领域内另一群重要的参与者来进行深入剖析,那就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与及大专界的学者。但缺少了传媒自己有份量的专栏作家与学者及专业人士互动,传媒与这些学者及专业人士的关系,便变成1)利用这些专业人士的「口」,来或明或暗支撑传媒本身对事件的态度;2)任由这些专业人士以其「权威意见」来为他们背后可能潜伏的「后台老板」服务;3)恒常倚赖少数愿意发表意见的学者,以致观点及分析出现停滞的现象。也就是说,传媒作为监察社会的利器,它本应在监察过程中培育自己的专业化高级评论员,这批人见多识广且分析力强,堪与公共知识分子配合,也能与一众专家互动,能听得明专家的说法却不被其牵着鼻子走,甚至懂得如何诘问专家而暴露出他们的谎言。不然的话,监察社会的利器便会退化为掩饰社会霸权的保护衣。

专业失陷的恶性循环
  因此,传媒若要扮演好作为监察社会公器的角色,它整体的思考、分析及批判水准就一定要提高,因传媒的监察不能只限于报导社会,而是要剖析社会。剖析工作非常系于新闻工作者能否有合理的专业晋升,以专栏作家的水准单独或与学者专家们配合进行剖析的工作,也同时系于社会是否懂得尊重这种专职的「高级新闻师」。

  很可惜,香港的传媒虽然多有盈利,一些龙头集团的盈利更非常丰厚,然而传媒集团对于改善新闻工作者的待遇,提供新闻工作者专业晋升机会则非常消极。一个恶性循环出现:畅销的大报仅提供副刋,市民读者也只满足于阅读副刋蜻蜓点水式的短文,却从不懂要求报纸对时事提供深入追踪分析的专栏探讨,办报的人自然「乐得清闲」,更可节省「荷包」,而采访经验丰富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往往要离开传媒行业,沦为大机构大企业的公关,只能深情以一句「多谢支持,后会有期」作别,这已不再是最近才发生的现象!

  电子传媒的情况更糟糕:专栏探讨式新闻透视节目每况愈下,电视台连一个像样的时事讨论节目都欠奉;新闻报导则轻重颠倒,焦点错置;只一味追求花边式,娱乐化的报导;却未能为观众提供了解问题的视点。电视台基本上任由肤浅的即时报导在廿四小时新闻频道中不断重复,就好像开着水喉任由食水白白浪费掉一样,浪费掉宝贵的广播时段,也从不肯多花一分成本利用非黄金时段播放范围更广或内容更深入的新闻探讨。香港人之缺乏通识及全中国、全亚洲以至全球视野,与长期吸收这种「营养不良」的传媒喂哺实有莫大的关系。

传媒制作舆论节目的重要性
  传媒监察社会的的第三方面,即由传媒制作月旦社会上种种不平现象的舆论节目。这种节目与专栏作家的重头剖析文章不同,它们的作用是将社会上的不平事通过的月旦的方式更进一步呈现出来。而其呈现方式也愈来愈艺术化以增加视听效果。因此,一些受欢迎的月旦节目如《自由风自由Phone》、《头条新闻》等不单大受欢迎,其主持人也逐渐成为名嘴。前一种在主持人的调节(moderation)下让听众对时事发表意见,后一种则由节目制作人员精心设计讽刺剧,月旦公众人物的丑态,戮破他们的伪装和表演,以突显某些社会丑闻的荒谬性。

  但细心分析,也不是每一个月旦剧或「烽烟」(phone-in)节目都广受欢迎。这不单由于主持人的「压场」能力。倘若某主持人或某台的月旦节目被视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或预设一种偏帮权贵的立场,则节目的受欢迎程度便会大减。受欢迎与否,甚至与节目是否预设立场或是否中立无关。例如某电视台97前后推出的月旦节目,前者预设明显批判未来当权者的立场,结果大受欢迎,不单令众主持成为人气一时无两的名嘴,更令该台长期处于低迷的收视连带得以提升。反观该台最近的月旦节目,虽然向外宣称完全中立,节目收视仍然低迷。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主持人月旦社会丑闻或不义事件的诚意与「功力」,亦即对不义事件的批判是否透彻有力。

传媒发挥监察社会功能的基石
  讨论到此,我们会看出商营传媒在香港这弹丸之地的限制。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传媒的公共性,亦即是其监察社会的公器角色,可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启动传媒,却也迫使它们从众与媚俗。正因为香港的市场太小,传媒只能靠媚俗生存,缺乏足够的高端读者群对之进行督促与鞭挞,因此当激烈竞争过去,传媒市场安定下来后,传媒对社会的监察便不能向更为专业化的方向迈进,这可算是资本经济对传媒扮演社会公器的限制。

  另一方面,舆论节目虽然可做得非常受欢迎,然而97后香港的商营传媒竟对之不屑一顾,或就算制作仍不敢放手管理,却反而将之搞得温温吞吞。反而最受欢迎的舆论节目却来自公营传媒。一众商营传媒,在当权者强大的钱权压力下屈服和妥协,无视民众对舆论节目的渴求,实在非常可悲!这进一步反映了政治对传媒扮演社会公器的限制。

  在此我们会看出公营传媒的重要性,因以公帑支付可让一群传媒人保持独立性,充分发挥专业化传媒所要扮演的角色。然而,要能充分发挥专业化,便需要在制度上,即立法上及行政监管上保证公营传媒机构的编辑自主,因为只有一群受合理制度保护编辑自主的传媒人,才能在监察社会一事上作出贡献,否则公营传媒就会退化为官方传媒。这两种性质的传媒虽然有重叠,但却有一个最基本的分别:官方传媒只懂服侍政府,而公营传媒真正服务的应是市民。而只有确保公私营传媒的独立性,才能让传媒充分发挥监察社会的功能,服务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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