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否成立法定报评会：听、讲、记

　　二○○○年秋天，香港特区法律改革委员会私隐问题小组公布过谘询文件后，在业界未能达成一致共识的先天不足情况下，硬是「剖腹」生了一个声言监察并规管报业进行新闻报导时，作出各种侵犯市民私隐的「报业包青天」——私人公司法下的香港报业评议会（报评会）。在全港十四份日报中，捧场成为报评会会员的，有《明报》、《星岛日报》、《经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商报》、《新报》、《南华早报》、《H.K.iMail》和《中国日报》（英文版）等十家报纸。

　　报评会的雄心壮志可说「遇佛杀佛，遇鬼杀鬼」，而箭靶在于报纸则路人皆知，致令以维持新闻自由自我期许的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和香港摄影记者协会（摄协）等两大新闻业组织，疾呼不能苟同；而某些一向讲求新闻处理手法娱乐化和社会新闻化的通俗量报，更不惜「对号人座」，以为矛头实在系指向自己，不但我行我素，拒绝入会，而且实行相应不理。

报评会「黄袍加身」

　　据报评会资料，在过去短短一年当中，该会共接获四十宗有关投诉，其中非会员报章所占比率，高达60%（会员报章25%，其他为新闻性周刊）；在所投诉的事件中，指摘报导失实的，有40%，侵犯私隐的，有25%，不雅、暴力和色情的，有20%。最令报评会感到不是滋味的是当接获投诉时，会员报纸都会回应一下，而是非占多数的非会员报纸，却都视而不见。这下可好了，报评会祗能「管」听话的小鸡，而对于肆无忌惮的麻鹰，却一筹莫展。另外，纵使报评会对某些投诉，作出了「裁决」，但基于担心财大气粗者不管有理无理，对裁决内容，硬是提出诽谤诉讼，令你「开了口就掜着走」之故，不单会员报章对「判决书」敬而远之，即报评会本身，亦竟然连网都不上，无他焉，诉讼费是个无底深潭，谁能支付得起？

　　眼见报刊之间诉讼日增，咬牙切齿的报评会，终于说要透过立法会议员提出私人法案，将报评会「黄袍加身」，成为法定组织，求取「有限度豁免被起诉权」为尚方宝剑（恶意中伤和个别委员的言论，不获豁免），以放心处理非会员报章的投诉，亦令各大报章在特许报导权保护下，安心登载判决书，而不怕挨诽谤的告。这样的一种资讯特权，可以形成公众及同业间压力，促使被投诉报刊在面子问题与晓以大义之下，期能「有则改之」，收敛则个。此即报评会于十月十九日正式提出「香港报业评议会条例草案」谘询文后翌日，亦即二十日当天，负责草拟此一草案的报评会执委陈文敏律师，在出席记协于自由论坛亚洲中心所举办的「应否成立法定报业评议会研讨会」时，解释报评会之所以如此做的立场。陈文敏力言，修改现行法例是困难的，但一个法定的报评会，和有限度豁免被起诉权，有望解决目前报评会所遭遇的困难，反而能保障新闻自由，保护专业，促使报业自律和维持专业水准。他指出条例草案不是政府写的，没有政府干预的顾虑，所执行任务是专业道德和规范，帮助弱势社群，敢于向报评会投诉，而无后顾之忧，防范私隐被侵犯，令报导优雅和善意。

　　陈文敏解释草案建议对投诉案祗采内部聆讯，而报评会权力则祗是执行公评，令媒介刊登评断结果并要求被投诉的媒介，向投诉得直者道歉，但无判决和处罚权。投诉人当然也可还向法院提出诉讼，但本草案也保护了投诉人──即被投诉媒介，不能告刊登判决书的报纸，同时，也不能告投诉人。至于在公评会上聆讯和投票的人士，研拟中主要是督印人和公众人士（但以不超过三份二为限），其他则想将律师、社会贤达和大学教授包括在内，但不包括政府官员。

质疑的论据

　　香港一些媒介出轨现象，的确曾引来诟病，陈文敏的理由，尽管也不是「逢报必反」，但陈文敏在研讨会中，话声甫落，即一片质疑之声，综合整理他们的主要想法如下：

　　两协：此举威胁到新闻自由，因为一旦成功地将报评会透过立法而成为法定组织，并获得法例赋与有限度豁免被起诉权时，法律大门即被敲破，而为人所操纵的法律条文，便可无限上纲，报评会便俨然成为一个传媒监察者，终而使得传媒禁嘴，产生寒蝉效应。而一旦形成了一言堂优势，便为政府干预大开方便之门，严重影响新闻自由。目前香港的民主架构不足，报评会委员人选之诞生，即有争议性，对将来人选方式，难有信心。

　　如果报评会寻求法定地位的主要原因是想免于诽谤诉讼的纠缠，则应先致力于谋求相关法律的改善，俾全体市民全部受惠，而若能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或成立业界诉讼基金，则可以令更多人士，在公平原则下，维持言论自由。以记协经验而言，因为能对投诉作公正论断，故从未面对过诉讼「危机」。业界亦已致力于改善操守，例如设立冤情大使、增设更正与批评栏，实行自律和回应读者意见，个别报章并已自订操守守则，甚至将之纳入雇佣合约内。所谓「一法立，一弊生」，搅不好就变成「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祗要给业界更多时间，去落实自我规管即可。报评会成立不过一年，真的急逼到非向法律求援不可的地步吗？

　　其他意见：前线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担心，报评会连报章旗下的网页也要管。草拟中的法定报评会又集立法、调查和裁决大权于一身，修改宪章及操守守则时，也不需要刊登宪报，再加上诽谤豁免权，肯定会成为一个「没王管的言论警察」。报评会动作如此急，是否为要安抚现时会员，而将所有报业一切拉落水？中文大学的梁伟贤教授也质疑，报评会是否搅不好公关事宜（如无法令会员合作），才想到立法，但法律是很严峻的问题（故应该慎重）。其他诸如质疑所谓品味、耸动主义又该如何个定义等等，颇引人沉思。

借镜台湾经验

　　其实，香港报评会种种问题和遭遇，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正式定名的台湾新闻建议委员会（新评会）也都走过——祗是在威权时代时成立，岛内八大新闻团体「自然」地支持了它，把所有印刷媒介都「收编」成会员，可以令它们对投诉回应，依专业守则裁决并公布结果；另外〈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对诽谤罪之处罚（意图散布于众而指谪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者），又帮了个大忙（但书：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但涉于私德而于公共利益无关者，不在此限）。近年来，台湾政府对媒介之管理，渐有由严趋宽趋势，例如一九九九年一月中旬废除行了近七十年之「出版法」，即系一例，但因为台湾新评会也同样祗是只没牙老虎，祗能丑一下被投诉媒介，效果不大。记协说报评会无视海外报评会轻重，也不无道理。

　　一个结论是，从世界各地来看，报评会其实是奈媒介不何的，往往花费大气力而效果奇差；与其尴尬地如「猪八戒照镜子」般无奈，不如化「意气」为力量，作更长远的扎根工作，积极地推行媒介通识教养，提高市民读报水准，促使自由而负责报业早日诞生——那时，每张报纸都当然会自动在报头上印上：「本报为报评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