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上的「奉劝」

　　请比较下面两条中共媒体的报道：

　　两条报道，前者是2020年4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抗疫问题对美国的抨击。后者，发表在1957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是英国工党领袖，当时发表了一些对台湾问题的言论，引起中共愤怒。

　　两条报道的时间相隔整整63年，却用了如出一辙的口吻。使用类似口吻的报道还有许多。这种话语，我们可以称其为「奉劝体」。

　　「奉劝」是古代汉语词汇。查中文词典，「奉」，原本有「恭敬」的意思，奉劝，原本是带有敬意的礼貌的劝说。比如「劝进」（拥戴一位皇子继任皇位）就可以说「奉劝」。宴席上礼貌地劝酒，也可以说「奉劝」。

　　但在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奉劝」含有的尊敬含义日益消退，从忠告，演变为带有「讽喻」意味的「规劝」，再演变为「警告」。

　　1949年以后，谁受过中共的「奉劝」？检索资料库，曾被「奉劝」者还真多！

　　20世纪50年代，受「奉劝」最多的是退却到台湾的国民党和美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位代表说：「我诚恳奉劝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们，美国在台湾这样加紧控制的今日，台湾怎能有自由？希望你们排除顾虑、早下决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民日报》，1957.7.4）

　　美国总统受到这样的奉劝：「艾森豪威尔，我真替你羞耻！你不要再替美国人民丢脸吧，奉劝你把你的大脑早早医治。美国人民是同样爱好和平的，我相信，不会拥戴你这样的骗子！」——这是大文豪郭沫若的诗《斥艾森豪威尔》中的句子（《人民日报》，1958.9.16）。

　　50年代，受奉劝的有英国政客（见上文），有提出攻打突尼斯的一位法国将军，有发表涉及台湾言论的日本驻印度大使，有支持西藏「叛乱」的印度国大党领袖和达赖喇嘛。

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写诗奉劝他：「我有一言奉劝，归路不要自断。中央历来宽大，佛说回头是岸。」（《人民日报》，1959.5.1）

　　对中国国内，也有许多「奉劝」。被奉劝的人，包括土地改革时的地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反动分子」（特别是「右派」），甚至有大跃进时农村里懒惰的女人。

　　一首诗讽刺这位懒女人：「白天在床上睁眼睡，到半夜起来炒饭大口吞；叫她生产她不去，还说是：‘皇帝的老子叫我也不行。’奉劝一声懒女人，快点改掉坏毛病！」（《人民日报》，1958.5.5）

　　50年代，毛泽东也说过「奉劝」。1955年，他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为一批合作社的经验写了按语，他号召各级干部到群众中去发现这些经验，称「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吃了毛大夫的左倾狂热药，中国人进入疯狂的年代——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

　　20世纪60年代，被奉劝者，除了西方的敌人，又多了新的角色：苏联。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连发9篇长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史称「九评」，调子越写越高。最后的三篇，全都出现了「奉劝」：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冷静地想一想，你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什么结果。」（《人民日报》，1964.2.4）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人民日报》，1964.3.31）

　　「对于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哟！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哟！我们奉劝帝国主义老爷们且慢高兴。尽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你们服务，但是，决计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人民日报》，1964.7.14）

　　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写进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人民日报》，1975.1.21）

　　一篇涉及柬埔寨问题的评论称：「奉劝苏修先生们，还是收起你们那套伪善的投机手腕吧。事实早已把你们伪善的假面具撕得精光了。」（《人民日报》，1975.3.19）

　　一篇涉及苏联在亚洲的军事活动的文章称：「奉劝苏修老爷们，还是收起你们这套江湖骗子的花招吧！」（《人民日报》，1975.10.15）

　　一篇评论苏联裁军建议到文章称：「我们奉劝苏修先生，还是不要牛皮吹足，自欺欺人。」（《人民日报》，1975.12.1）

　　跟随苏联的国家，当然也一并受到过「奉劝」，包括曾和中国发生边界战争的越南，也包括老挝。

　　「六四」事件后，中国谴责美国插手，「我们奉劝美国政府和朝野人士，应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也不要妄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目前，发生在中国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已经平息。动乱暴乱的策划者们，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奉劝人们不应用近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民日报，1989.7.9）东欧巨变，总理李鹏「奉劝某些人，不要对东欧的局势高兴太早。」（《人民日报》，1989.11.20）

　　20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上的「奉劝」略有减少。这和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对内推动经济改革、对外强调韬光养晦有关。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中国的宝贵机遇。他提出「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

　　现代人对「奉劝」一词的使用习惯，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是一样的。只是中国官媒上的「奉劝」，有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基本上用于表达政府的立场。中共党媒上的「奉劝」，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敌对姿态。中共18大以来，中国自恃「厉害了，我的国」，四面树敌，到处出击。外交部发言人成为一个个「战狼」，傲慢的语言越来越多。党媒上，「奉劝」的频率相应升高。

　　2016年，因为南海问题，菲律宾曾受到中国「奉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欧洲和东南亚时，对中国在南海「军事化」表示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奉劝日本不要再在南海问题上刷「存在感」。

　　2017，韩国受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奉劝」，起因是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王毅「奉劝韩国国内某些势力不要再一意孤行，否则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中方敦促韩方悬崖勒马……”

　　2018年，世界上最小的岛国，太平洋上的瑙鲁受到中国的「奉劝」，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奉劝瑙鲁认清大势，纠正错误，不要继续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因为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会期间，「瑙鲁方面曾多方干扰中方代表团与会」。

　　2019年，《人民日报》上的「奉劝」，几乎全部是奉劝美国。从2013年到2019年，《人民日报》上「奉劝」一词的历年使用篇数如图：

　　2020年头几个月，「奉劝」延续了2019年的热度，且多与抗疫有关。这种「奉劝体」值得注意，某种程度上说，中共官媒上的「奉劝指数」可以看作观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指标。其语温之升高，实非国家之福。

本文英文稿请看：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20/04/28/unsolicited-ad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