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刊登」有何玄机？

　　一个作者的同一篇文章，不同时间，在同一份报纸同样的版面位置两次刊登，此种情形极为罕见。《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1957、1967，时隔十年，两次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二次：1966、1967，不到一年两次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两次再刊登，都发生在1967年。时值文革，作为个人崇拜举措，《人民日报》多次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著作，而重刊这两篇，前者，为了用毛1957年反右理论驾驭政治运动，后者，替文艺革命旗手、毛夫人江青亮出尚方宝剑。

　　第三次：1983、1987，时隔五年，两次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邓小平1980年论述政治改革的「8.18讲话」。

　　80年代对邓小平讲话的重复刊登，印证了中共政改之命途多舛。1983年刊登的背景，是总书记胡耀邦试图启动政改；但是受挫。1986年，邓再提政改，此即1987年重登的背景：总书记赵紫阳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未料不出两年，赵亦落马。邓自断左膀右臂，中国走上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道路，「政治体制改革」一词的温度逐渐冷却，直至停用。

一篇高调预告的重磅文章

　　202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传遍网络：

　　这是次日的《学习时报》。作者何毅亭，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从预告到刊登，如此高调，令人惊异。我对何毅亭先生的文章做了一番检索，竟然发现——

  

　　又是「二次刊登」？！

另类「二次刊登」

　　2018、2020，时隔两年，同一位作者，看上去完全相同的文章，在同一党媒的同一位置刊出。久违的旧事重现，而且，在一个与毛、邓巨人相比只算小人物的部级官员身上重现了。

　　仔细比对两次刊登的文章，发现和历史的情形不同。尽管标题和主旨完全一致，即为习思想定位，将其冠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但两篇的结构和文字有较大差异。

　　前者六千字，后者七千余字。我阅读的感觉，这是一种另类的「二次刊登」。作者确实在论述同一个主题，然而第一篇发表后，他似意犹未尽，对前者作了大刀阔斧改写。

　　后者开宗明义，称将习思想命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第一次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者说，「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都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载入人类思想史册，都能够冠名‘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称号。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理论研究对象是世界典型样本，二是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三是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

　　为什么称习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前一篇给出的理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后一篇给出的理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以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镌刻在世界思想理论版图的显著位置，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

　　文章的总布局，前者更多谈中国，谈习思想给中国带来的巨大进步；后者更多谈世界，论习思想在全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前一篇中，有400多字的一段，谈习近平「看到了世界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为认识和解决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后一篇中，这一段扩展为近1800字，称「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增加了「信任赤字」），接下来，分段详述习思想为世界提供了「治理的中国方案」、「信任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发展的中国方案」。

　　作者写道：「贯穿于这四大方案之中的轴心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他具象的中国方案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总方案」。

　　和前一篇比较，后一篇文风高举高打，更加强势。在前一篇中，作者称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马列毛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渊源。到后一篇，「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消失了。

　　在前一篇中，作者称「习近平总书记呼吁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到后一篇，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这一段不见了。

　　第一次刊登的文本比较，第二个是升级版、加强版。这个另类的「二次刊登」，在同样的大标题下，更加突出了「世纪」和「世界」，对习思想作了力度倍增的升华。

　　文章结尾，作者热血贲张：「展望21世纪，我们有理由认为，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完全有理由冠名‘世纪’的称号，称之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规定动作」还是「自选动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句话是中共的正规表述吗？不是。是当下中共党媒的热语？也不是。

　　中共的政治话语，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之别。被称为「规定动作」的规范表述，见诸文件，见诸政治局委员以上官员讲话，是党媒热词热语。「自选动作」指一部分被允许、可以试的口号和提法，属「未来时」。例如「习近平思想」，在党媒上目前还只是星星之火（2020年上半年在全国报纸上仅出现过12次），但16个字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未来必定要缩略为5个字的「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句话，是中共十九大后出现的。使用这一提法的文章集中在2018年上半年（2018年5月是马克思百年诞辰）。之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这句话和若干颂圣话语、强国话语的传播强度同步降低。2018年以来的五个半年，全国报纸的使用量如图：

　　从2018年1月到2020年6月，两年半中，这句话在全国报纸上共出现了183次，其中2020年上半年仅出现了6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上，整个这段时间仅出现过 2次。在习曾主政的上海市、浙江省，报纸上竟然零出现。

　　在政治话语传播的这一走势中，何毅亭这篇另类「二次刊登」的文章有不寻常的意味。它显示在新冠疫情初步受控后，何充任了领袖宣传重新提速的探路先锋。然而，何文发表后，党媒没有反响，更没有跟进，6月15日到6月底，全国只有一份报纸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语（《安阳日报》，2020.6.25）。

江、胡记得这支笔

　　江泽民和胡锦涛一定记得何毅亭。

　　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讲话，正式推出「三个代表」理论。7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何毅亭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新世纪的行动纲领》：

　　此文传播甚广，被收入多种学习江泽民讲话的辅导教材：

　　何毅亭钟情「世纪」一词。文中，他称江的讲话「高屋建瓴，气势磅礡，通篇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奋斗和创新精神，政治性、理论性和针对性都很强，是指导我们党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纲领，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毅亭是总结、颂扬最高领导人思想的专家。胡锦涛上任后，他转而研究、阐发胡提出的理论。

　　2006年1月1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他赞扬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一样，是胡锦涛的「旗帜语」。为宣传这个「旗帜语」，何毅亭不遗余力。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11月5日，何在《天津日报》撰文《论十七大的重大意义》，称「十七大全面深刻、富有新意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和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意义深远的科学概念」。

　　这是2013年10月25的《人民日报》：

　　在何毅亭的这篇长文中，「世纪」和「世界」已成关键词。何称「科学发展观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理论回答，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这是2016年9月29日的《光明日报》：

　　何毅亭称：「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集中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建设上的新创造」，这些新创造包括「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甚至「借鉴外国政党有益做法」。这些话，在日后论述习思想的文章中未再出现。

　　从颂江、颂胡到颂习，何毅亭勇立潮头，不断让后浪覆盖前浪。他忘了他说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新世纪的行动纲领」；他忘了他说过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由胡锦涛「第一次明确提出和科学阐释」；他忘了一个世纪的长度是100年，不是50年，更不是20年，一场百米赛跑不能刚跑出20米就宣布世界冠军。

邓讲话应三度刊登

　　本文开头回顾了党媒上的三例「二次刊登」。为研究「二次刊登」现象，我重读了邓小平的「8.18讲话」。

　　这个40年前的讲话，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特摘录数段，与何校长共同学习：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沈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我认为，曾在《人民日报》两次刊登的邓小平「8.18讲话」，是时候第三次刊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