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处的角色效应

　　近年来，社会各界批评新闻 界水平滑落之声不绝于耳。新闻工作者固然要力求提高专业水准，但发放消息及被访问对象本身亦需反省他们在传递资讯及面对传媒时是否亦有不善之处，以致引起不必要之误会。广播处长张敏仪在香港大学及「自由论坛」合办的「新闻传媒改革路向」研讨会上，便批评特区政府处理赤杢角机场问题的专责委员会调查报告的手法，对新闻工作者有欠公允。有关当局在一月二十二日早上九时发放该份长达七百多页的文件，但特首却安排在同日一小时后会见新闻界，出席记者根本没有时间消化整份详尽报告。

　　行政长官董建华却反而一再在简短的答问会上，利用记者根本未有机会细阅文件的弱点，强调记者只要细读该份报告后，便能够理解政府所谓「对事不对人」的立场。在短短十余分钟，董特首只回答了十条问题，但却先后三次用类似以下的对白打发记者：「我相信假如你看了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后，你就会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政府或者以为如此安排令记者无从做足准备工夫，有助于蒙混过关，但这显然并非负责任政府诚向公众交代的所为。事实上，当传媒有机会把胡国兴法官的报告与稍后公布的立法会报告比较时，主流意见大多认为后者更为可取。

记者往往期望能直接访问负责某项目的官员，而无需经新闻官传话。

定时进行传媒审计调查

　　现时在政府架构内日常负责与新闻界接触的主要是新闻统筹专员及常额人手编制达五百零七人的政府新闻处。在过去两、三年间有关当局透过互联网发放政府资讯的表现已大有改进。然而，许多本地及外国记者对于特区政府对待新闻界的态度及法则时有怨言。当然，政府与新闻界的出发点各有不同，官员要维护政府政策和形象绝对可以理解，但透过阻挠记者工作达此目标实属下策。

　　事实上，几乎所有需要面对民意的公共事业机构均会定时进行所谓「传媒审计」的调查。一方面了解媒介报导及评论它们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亦会查询经常处理有关新闻的记者、编辑以至意见领袖，会否满意它们发放消息及回答查询时的安排和表现。甚至发言人的态度、新闻稿的内容以至记者会的频密程度等等细节，均在研究之列。这些机构会根据搜集得来的意见作出相应改善，以确保与传媒的沟通渠道畅顺。当然记者所提出的建议及要求有时并不合理，但起码有关机构不至流于闭门造车。个别政党虽然并非有系统地进行类似的问卷调查，但也会听取记者的提议，改善它们回覆记者查询的机制。

市民对官方向公众交代，有着不同的期望。

　　反观专责与新闻界接触的政府新闻处成立至今，却从没有就记者对于政府发放消息的表现进行任何「客户满意程度」的调查，作为改善服务的基础。当然，新闻处不但有监察各传媒机构使用政府新闻稿的情况，亦会调查其他部门对使用该处服务的意见。在九八－九九的财政年度中，更用了五十万元调查政府宣传活动的效用。

提高与新闻界沟通效益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记者都期望能够直接访问负责某项目的官员，而无须经过新闻官传话。一些著名的跨国企业近年已开始削减用于公关部门的资源，改为把投资直接投放于培训其他部门的员工，协助每个职员都能够发挥公关的功能。易言之，公众传播已被视为所有不同岗位工作人员的工作范畴之一，而公关部则只扮演协助及支援的角色。香港的政府新闻处应该从新考虑其定位，负责协助其他部门培训及设立它们各自的对外发放新闻机制，提高与新闻界沟通的效益。

　　新闻处可以帮助不同部门或政策科制订其传媒策略，多发挥分析及解读舆论的功能，才能更有效地提升整个特区政府的公众传播效益。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各大部门有进行所谓「媒介追踪」的调查，透过内容分析以了解自己所希望发放的主要讯息，到底能否出现在各大媒体之上，如果个别讯息未能如实见报或者有被传媒误解歪曲时，其原因何在。

了解传媒需要，可确保沟通渠道畅顺。

　　进行调查者亦要掌握个别传媒机构内，究竟是谁人负责某类题材，结果是否会影响到该媒体对其议题的取材角度及立场，部门便须因应实际环境，订定游说策略，希望最终可以减少误会甚至改变对方的观点。

　　三年前美国的能源部曾经委托私人顾问公司从事此类调查研究，结果被在野共和党人抨击为浪费公帑。不过，后来发现原来共和党本身也有聘用同一间公司，进行相同的工作。香港新闻处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扮演更积极进取的主动角色。

　　从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以来，市民对于官方就大众关心的问题向公众交代之方法，有着不同的期望。政府新闻处的工作也应与时并进，不可能再停留于二、三十年前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