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龙计划与香港文化生态

近来西九龙文化区建设问题的讨论，看来短期内难有定论。就现有的演出场所和文化设施的硬件来讲，香港在亚洲区域内应是佼佼者。以人均来比较，香港排名肯定在前三名里。那么为什么在现有的设施尚未能物尽其用时，又要在宝贵的土地上投入大q的资源来为香港市民提供更多的文化设施？香港市民的文化胃口能够消化得了吗？

根据一般常识，在决定像西九龙规模的计划之前，有几个重要、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弄清楚：如何处置香港文化委员会于二零零三年三月所提出的报告和建议？现有的文化设施的使用率如何----哪些供不应求、哪些供过于求、原因何在？假如决定兴建西九龙文化设施，以哪些市民作为主要对象？预计观众若干、三十年内观众增长率 若干？学校和社区的艺术教育如何配合培养未来的观众和听众？

特首和文化决策制定曾三番四次地提出，要把香港建成「国际文化大都会」。在文化委员会的《政策建议报告》，「建议摘要」最后两点是有关「迈向国际文化大都会」：一是发挥香港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依靠内地的文化优势来发展；一是政府与民间通力合作，创造能让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环境。（建议摘要第十九、二十，页58）

在政府心目中，西九龙文化区似乎是令香港成为国际文化大都会的必要硬件、唯一的希望，但却把文化委员会的《政策建议报告》、现有文化艺术设施的优劣和得失、观众的培养等重要原则问题全都忘得一乾二净。


香港的文化艺术

我曾多次为文，强调发展文化艺术环境的重要性----政府的支持、鼓励、协调、艺术教育、观众听众的培养、市民的学养和乐养等等。令市民感到深切失望的是香港政府最高一层领导只顾硬件的建设，忽略政策和规划，如对文化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和建议充耳不闻，对营造一个有利于文化艺术发展的环境毫不重视，只会在歌星逝世时去鞠躬或在填词人病逝后对记者说为失去一个朋友、诗人而感到惋惜。在香港我还没有见过做官的能与文化人做成朋友，已退休了的张敏仪女士是个例外，这种现象有其深层原因的。参加贝多芬葬礼的两万人里，没有一个是做官的；瓦格丽的皇室友谊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上的。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化艺术上的萎缩---- 音乐文化活动可能频繁了，评论却减少了；粤语流行曲的听众可能增多了，词和曲却大大不如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作品了。香港的经济在亚洲出人头地，文化艺术生活则退步了，因素很多，主要的是听众的口味变了，变得肤浅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变了，变得幼稚了、庸俗了。每次读者问卷之后，文化版、音乐版便缩减一次，几次下来缩小了，大部份报纸、杂志的文化版、音乐版逐渐消失了。我曾为《新晚报》、《大公报》、《华侨日报》、《香港联合报》、《文汇报》、《星岛日报》等报的文化和音乐版写过乐评，二十世纪九十时代以来，不仅文化、音乐版不见了，甚至有几家报纸都结了业。香港的报纸杂志读者，不仅不爱看文化艺术版，更令人沮丧的是报章文章越来越短，人们已没有耐性和兴趣阅读较长的文章，在大中华的大家庭里，香港读者最不「知识型」，对要把香港建设成一个知识型城市的口号，这是个极大的讽刺。


粤语流行曲的兴衰--黄沾为例

一向被称为是商品的粤语流行歌曲，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也经历了真的变化。最近去世的粤语流行歌曲鼻祖黄沾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七》 (二零零三，未出版，现存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里，把粤语流行歌曲的衰退归纳为两个主要因素，包括一、香港回归后，港人的独特性已逐渐消失。二、普通话市场的影响。

假如我们认为粤语流行歌曲的兴起是由于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香港人开始对香港这个小岛开始有归属感，更是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而形成一种自豪感，那么粤语流行歌曲之衰退，也正正由于香港人在经济衰退的几年里失去了自豪感。此外，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归属感。第三个因素是年青一代香港人不习惯阅读严肃、篇幅较长的文章，倾向于视觉、听觉、感官享受，忽视推理、分析思维。这也是造成富有哲理和社会意义的黄沾歌词，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备受冷落的基本因素。散文作者林燕妮在访问里，这样回答记者：「黄沾有一首著名的歌曲《问我》，现在让我来问你：为什么人们在他活的时候不珍惜他的才华与勤奋？我可以说在填词上，黄沾是在遗憾中去世的。」(有线电视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的访问）。

为什么九十年代初，已没有人请黄沾填词？原因很简单：这一代的香港人已不会欣赏黄沾的那种富于哲理、思维、文采的歌词，因为香港人已分不清好与坏、美与丑。特首说要把香港建设成知识型城市，是一个美丽的笑话。

我们需要西九龙文化区吗？

当人们在一九九九年问：香港需要数码港吗？我们信心十足地回答道：当然需要，因为香港要成为知识型城市。二零零三年，我们并没有数码港，但有贝沙湾住宅邨。二零零四年，假如有人问：我们需要西九龙文化艺术区吗？我会提出反问：我们做好了准备功夫吗？我们处理了文化委员会的建议报告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知道现有的文化艺术设施的情况吗？为什么不知道？我们如何培养下一代观众和听众？为什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健康的艺术和音乐评论？不知道。这么多不知道，很明显，建设西九龙文化艺术区的条件尚未成熟。

纽约有《纽约时报》的音乐、文化、歌剧、文学版；伦敦的《泰晤时报》、《独立报》、《每日邮报》等报也有音乐、文学、歌剧版；巴黎、柏林等城市都有音乐、歌剧、文化版的报纸和杂志，而且都颇具规模。这些城市的歌剧、交响乐演出一般都卖座颇好。香港呢？音乐、文化版也如上述，歌剧和乐队演出最多只能演出两三场，本港乐队常常有六、七成观众。我们应如何应付这些问题？

有评论说西九龙文化区建成之后，会充满了外国味道，不会是香港文化的展示，博物馆所展览的都是些从外国地窖堆满了的次等货色。西九龙的文化艺术，将会像「维港巨星汇」那样，从外国请来的歌星，本港艺术无缘参与。评论最后说：「荫权，事情并不是你想像那样。你不能挥舞着棍子来命令文化，你不能以为有了土地和大量资金香港便会成为世界艺术中心。假如你想在香港发展文化艺术，你最好离开西九龙计划，越远越好。」

换句话来说，我们不需要曾荫权司长心目中的西九龙文化区。


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协调

综上所述，香港还没有条件拥有像曾司长鼓吹的那种西九龙文化区。曾司长先得研究落实香港文化委员会于二零零三年三月提交给董建华特首的《政策建议报告》；先要弄清楚现有文化艺术设施的运作情况，检讨得失；先要调查观众听众的喜爱、兴趣，订出培养观众听众的计划。一如《政策建议报告》里所推荐那样：「政府部门应有推动文化发展的意识，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引动和结合民间力量，创造一个可以让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环境。」(建议摘要第二十，页58)。曾司长应该平心静气地咀嚼这段话，不要把西九龙文化建设计划当作个人事业上的进阶。

香港的确需要发展文化艺术的环境：古典音乐演出如此之频繁，报章的文化评论一直在萎缩；流行音乐的拥趸成千上万，有关音乐与歌词的讨论几乎不见，黄沾因此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报导和评论只属于小圈子行内人的事，与市民无关。凡此种种，急待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推动。


国际经验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世界级的文化艺术都会和音乐艺术界。假如曾司长以为香港有了西九龙文化艺术区，就会像纽约和伦敦那样，音乐剧如《猫》、《孤星泪》便可以上演三年五年？或甚至十年八年，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纽约和伦敦是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与文化中心，有着美国两亿和英国五千多万人以及世界各地与美国、英国有来往人们的支持。当我们去到纽约购买百老汇音乐剧入场券时，每个售票窗口都排着长龙；伦敦的Piccadilly售卖West End音乐剧的售票处也是如此。西九龙文化艺术区建成之后，会有类似的情况吗？我看不会：目前自由行的人们，来港一游的目的是购物、看风景、游迪士尼；台湾人乘飞机来看西九龙上演的音乐剧为数不可能多，星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游客就更不可能多了。

再看看国际级的音乐艺术节。奥地利萨兹堡艺术节有八十四年的历史，近年来支出近五亿港元，是香港艺术节的十倍，而演出场地都是古老的音乐厅，有的甚至是马房改建的。苏格兰爱丁堡艺术节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现在已成为国际知名、规模庞大的艺术音乐节，演出场所也都是战前的音乐厅，最新的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其他的如伦敦、巴黎、柏林、米兰等城市，演出场所都相当古老，但并不影响这些城市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软件远较硬件来得重要，信焉！

曾司长和那些负责西九龙计划的官员都是港英时代培养出来的技术官僚，对文化艺术既不关心，又无兴趣，更一窍不通，只会以入市、抛售的手法来处理文化事物，怎能令人不担心？

且愿西九龙文化艺术区不要成为数码港第二、维港汇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