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脚镣解开了吗？─香港记者学人重庆访问团后的一点反思

　　解放碑一带名店林立，高级酒店鳞次栉比，你以为这个最年青的直辖市的人，会和其他大都市的人一个面孔吗？走在重庆街头，不难看见肩上扛着扁担、挑着货物行当的人，在繁华热闹的大街上，在名贵的进口房车旁，步履矫健地穿街过巷，纵横山城。

　　这是巴渝地区，尤其是重庆的特色。历史的巨轮转动不停，他们肩上的重担却从没放下，可是他们都心安理得，走得愉快。

这就是国情吗？

充满中国特色的迷思

　　内地近年实行传媒市场化（党报要上报摊），大部份新闻机构均需自负盈亏，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行政拨款，自主程度好像增加了，带来了一番新气象。可是，正如不少学者指出，改招牌不等于换店铺，传媒并未因商业化而独立于党和政府，不能因为中国媒体在表面上越来越像西方媒体，便认为传媒基本上（谁也明白在重大敏感议题如「六四」、法轮功、台湾等之上，传媒是不可能越雷池半步的）已享有很大自由度。

　　「你们怎么看『阿娇事件』？」发问的是一位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系研究生。问者无心，这可不是一个针对或批判香港的问题，却是内地不少知识份子所共有的、充满中国特色的迷思。

　　中国传媒，经过逐步的企业化（在二零零三年正式全面企业化），所面对的困局，与世界其他已发展地区的传媒所面对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新闻低俗化、琐碎化、表面化，重猎奇刺激报导，市场力量左右编辑取向，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冲击......

　　然而，这些媒体都市化、市场化的困难背后，又是否潜藏着（或浮现着？）更核心、更具中国特色、更反映国情的问题？

你了解国情吗？

　　由香港新闻工作者组织的「香港记者学人访问团」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中到了重庆访问，主题是传媒与法制，与当地的司法机关及学者交流。由于近二十位团员均曾或正在文字或电子传媒工作，因此不论在正式的讲课、探访（法院、检察院），抑或非正式的饭局、交流中，各人皆发挥了新闻工作者的触觉和反应，不断对内地法制与传媒的关系提出尖锐的疑问及深刻的探索，以下事件，便可反映其中的火花。

　　在其中一节讲座上，主讲的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二零零六年国庆日，重庆发生了数十车连环相撞的意外，由于适逢总理温家宝到访，所有媒体一律禁止报导该车祸；十月三日，媒体获准发放统一的「意外通告」；十月十六日解禁，媒体可以全面报导。（按：这做法与人大正在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要求一致）

　　一众喝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奶长大的香港传媒中人，对这样的做法当然不以为然，其中一位团员更立即拍案而起，走到讲台拿下教授的笔杆，述说自己的亲身经验，阐释实时真确报导的新闻神圣。

　　激辩连场，煞是好看，未知旁听的内地研究生平日上课，是否会出现如此精彩的场面。不过，从他们在休息时间与团员私下讨论时提出的问题，却可看到他们眼中的国情─「你们怎么看『阿娇事件』？」。

　　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经济发展是内地近年的主调，甚至成了知识份子以至学者的范式（paradigm），是谓一切研究的最高原则。因此，对他们来说，内地「控负」（控制负面新闻的发报，例如限定负面报导不可超过报章版面的15%）是必须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的福祉，套用教授在团员下台后的一席话来总结：「你了解国情吗？你知道农民有多苦吗？这些都不知道，你就没有资格去批评！13.8亿人要吃饭呀！」

　　说得够简单明白了吧？

内地传媒戴着脚镣跳舞

　　习惯高高在上、自我感觉良好的香港人，你以为他们对国际社会的情况不了解吗？你以为他们都是不出门不知天下事的土包子吗？你以为他们对共产党的一切都会全盘接纳吗？你以为他们不认同新闻自由的需要吗？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内地传媒的缺失吗？

　　才不！内地的知识份子，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不见得就比我们少，他们不少都曾经放洋留学或交流，他们也深明新闻自由的好处和可贵，他们也清楚自身与国家的不足，他们都会拥抱新闻自由、私下会批判「六四」（甚至教授在讲座中也间接表达了对中共在「六四」的做法的不满）、会指出要让传媒发挥政府监察者的角色。

　　然而，他们更相信的，是13.8亿人要吃饭。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写论文、发表意见，仍然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traditional Marxist）新闻观出发，认为大众传媒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份，理应接受党和国家的监督。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问「你们怎么看『阿娇事件』？」，因为他们的后续问题正是：你们不怕出乱子吗？太自由了也不好吧？

　　和平崛起、和谐发展是如此根深蒂固，他们甚至已不会质疑，给予了更多的自由，是否就定必会破坏了和谐的根本，是否就不能带来正面的好处。在许多的学者、官员、知识份子，尤其经历过文革的一辈的眼中，中国实在太需要平静和谐一点了（用邓小平的话，是「韬光养晦」，这样或那样的管制，全都是必须的，即使它们不是最理想的做法─但，自由可不是绝对的。

　　教授在讲座开始前便开宗明义说：「我可能有不敢说的真话，但我尽量不说假话。」他们是将会走进建制的人，他们的决定将会是政策，而他们却是坚实地相信要箝制新闻自由的人。

　　任建制外的人如何舍身取义（如相继给整顿的《南方周末》及《冰点》），要是建制内或有影响力的人的文化思潮及范式不转移，没有人会多打一点「擦边球」开疆拓土，内地传媒，终究仍是要戴着脚镣跳舞。

　　当然，最令人无奈的，是他们清楚知道脚镣的存在，甚至也不太喜欢，却打从心底的认为其存在是必要的 ─至少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明白国情，不等同要全盘认同及拥抱。除了经济发展，「软实力」（soft power）的建立也重要，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调。

　　这只是偏颇的观察与意见，也险险犯了一竹篙打一船人之病，在}士眼中，或许已犯下滥用新闻自由之罪。

　　当然，我宁愿我说的都是夸张失实之词 ─ 那样的中国，多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