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诺兹特权」与诽谤法发展

　　二零零六年十月中，英国上议院就一宗诽谤官司，作出终审判决，裁定《华尔街日报》欧洲版胜诉。英国传媒大表欢迎，认为判决打碎诽谤法的桎梏，不再窒碍「调查报导」（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华尔街日报》于二零零二年初曾刊登一篇报导，指沙地阿拉伯的中央银行应美国要求，监控当地一些大企业的银行户口，以防恐怖份子受到资助。报导提到几家大企业的名字，其中一家的老板贾米勒认为报导诽谤，并决定到伦敦打官司，但《华尔街日报》在全英国的销量不到两万份，远低于美国本土的近二百万份，而欧洲版办事处则设在布鲁塞尔。

英国诽谤法不利传媒

　　贾米勒选择在英国打官司，绝非偶然，伦敦向有「世界诽谤之都」的恶名，很多外国人都专程到该地兴讼，皆因英国的诽谤法，对被告极其不利。在英国，诽谤是指发表不实言词，令原告的名声受损。原告提出诽谤诉讼，门槛并不高，只需证明有关言词针对原告，确有诽谤含意，且在不享有特权的情况下向第三者发布。除此之外，原告毋需证明言词失实，或被告有恶意。接下来，举证责任就落在被告身上。

　　不过，三个传统用来抗辩的理由（defence）：（一）内容属实（truth）或称「有理可据」（justification）、（二）「公允评论」（fair comment）或称「诚实评论」（honest comment）、（三）特权 （privileges），都有着很多规范和限制，被告要成功抗辩，绝不容易。以《华尔街日报》这篇报导为例，由于英国法律假设诽谤言词都是失实的，该报须提出足够证据，说服法庭内容属实，即贾米勒的企业确实被当局调查，才可成功抗辩。然而，《华尔街日报》偏偏未能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该报导根据五个消息来源写成，他们的身份都保密，文章并未指名道姓。为了保护消息来源，《华尔街日报》并未传召该五名人士出庭作供。

「雷诺兹特权」未发挥作用

　　为此，《华尔街日报》只好用「雷诺兹特权」（Reynolds privilege）作抗辩。一九九九年，上议院于「爱尔兰前总理雷诺兹诉《星期日泰晤士报》案」终审判决中，裁定任何报导符合以下两项条件：（一）内容关乎公众利益；及（二）手法是负责任的（responsible journalism），传媒就可享有特权，就算内容诽谤，亦毋须负上法律责任。英国法律界称这项新的法律原则为「雷诺兹特权」，它是从普通法的「受约制特权」（qualified privilege）衍生出来，专门保障新闻报导；但到底「雷诺兹特权」是一项新的「受约制特权」，还是一种全新的抗辩理由，英国法律界仍在争论。

　　「雷诺兹特权」当年被视为英国诽谤法的重大突破，新闻界都十分雀跃。在此之前，普通法的「受约制特权」大多不适用于新闻报导，而英国国会为了保障新闻界，专门制定了多项成文法的「受约制特权」，规定凡报导关乎公众利益的特定事宜，除非恶意诽谤，否则毋需为言词负上法律责任，但适用范围较窄。「雷诺兹特权」则不同，它涵盖了任何关乎公众利益的事宜，因而给传媒开拓了很大的空间。至于报导内容是否关乎公众利益，则交由法官裁决，但若有疑惑，则以传媒的判断为准，以确保传媒能够发挥监察的作用。

　　然而，自一九九九年以来，英国传媒并未因「雷诺兹特权」而得益，使用这个理由抗辩的官司，大多是败诉收场，因为法院认为传媒的手法未达要求。在「雷诺兹案」，上议院列举了十项要素，供主审法官查找传媒是否负责任：（一）报导中的指控有多严重？（二）是否涉及公众应该关注的事项？（三）内容的来源；（四）核实的步骤；（四）内容是否具特殊性质？例如当局亦调查有关指控；（六）报导有否迫切性？（七）有否要求原告回应？但不是每项报导都有此必要；（八）报导有否包括原告的辩解？（九）报导用什么调子？提出疑问、呼吁当局调查，抑或将指控当作事实报导；（十）报导在什么情况下发表？除了这十项，主审法官还可以因应情况考虑其他因素。结果，这些要素变成了重重难关，令传媒无法享有「雷诺兹特权」。二零零六年初，《每日电讯报》就被裁定有多项不足而败诉，包括未向原告详细求证、未让原告足够机会回应指控、将指控当作事实报导、报导没有迫切性等等，最终要赔偿一名国会议员十五万英镑。

真正落实「雷诺兹特权」

　　《华尔街日报》使用「雷诺兹特权」抗辩时，亦遇上同类问题，包括公开美国和沙地阿拉伯的秘密协议，是否符合公众利益？保密的消息来源是否可信？《华尔街日报》不肯多等一天让贾米勒回应，这种做法是否负责任？结果《华尔街日报》在一审时败诉，要赔偿贾米勒及其企业共四万英镑，上诉庭亦维持原判。

　　不过，上议院的终审判决，却出人意表。五位大法官一致认为，该篇报导符合两个基本要求，即内容关乎公众利益，手法是负责任的，因而裁定《华尔街日报》可享有「雷诺兹特权」。更重要的是，上议院重申「雷诺兹特权」的重要性，指其目的在于纠正诽谤法长久以来偏袒原告、不利传媒的弊端。上议院并指示下级法院，当查找传媒手法是否负责任时，态度要务实和弹性些，不要让十项要素变成十道难关，这才能令到「雷诺兹特权」发挥功用。

　　简而言之，今次上议院的判决，使「雷诺兹特权」重见天日，传媒今后用负责任的手法，报导公众利益的事宜，尤其涉及调查内幕和揭露真相，不必再担心日后遇上官司时，会因不愿透露消息来源、无法证明诽谤属实，而被判败诉。至于由法官决定传媒是否负责任，这能否保障新闻自由，仍有待观察。

香港新闻界将受惠

　　其实，香港法院已于二零零五年引入「雷诺兹特权」。《太阳报》刊登一名女士的投诉，指「匠心发型」没有兑现服务承诺，其后遭「匠心发型」控告诽谤。当官司开审时，《太阳报》与该名女士失去联络，无法传召她出庭作供。不过，法官裁定《太阳报》提出享有「受约制特权」、「有理可据」、「公允评论」这三个抗辩理由都成立，因此判「匠心发型」败诉。主审法官认为，依「雷诺兹案」确立的法律原则，已成为香港普通法的一部份，至于裁定《太阳报》可享有「雷诺兹特权」，是因为该篇报导旨在提醒消费者，这关乎公众利益；而《太阳报》曾向该名女士详细查询事件的始末，复印了光顾「匠心发型」的单据，替她拍了照片，显示如何不满意发型效果，又要求「匠心发型」回应投诉，才刊登该篇报导，这种做法是负责任的。

　　「匠心发型」不服判决，但上诉于二零零六年中被驳回。上诉法庭认为，《太阳报》的报导并无恶意，「只不过是履行传媒的职责，以理性新闻从业员应有的标准，将一些不平或不公义的事件向社会披露」。综观英国和香港两地的发展，由于「匠心发型」案已接纳「雷诺兹特权」，本文作者预计本港新闻界应可受惠于上议院今次的判决，这有助减轻诽谤法的寒蝉效应，今后不论是「投诉版」抑或「要闻版」记者，都可享有更大的报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