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及与民粹之间，那里是「公共」？

　　新闻事业的发展，一直游走于商业化、煽情与严肃操守的坚持。近年香港的新闻发展亦越来越「普及化」─ 娱乐新闻化、新闻娱乐化，令「公共」与「私人」变得模糊。尤其当事件牵涉偶像时，新闻报导便义无反顾的大肆渲染，将现今新闻报导的取向尽露。「普及新闻学」(Popular Journalism) 为迎合最多读者的兴趣及想像，越发趋向民粹式报导。最近掀起满城争论的「科大李周谈」，正是暴露公共普及／民粹报导的「时刻」(moment)：当民粹报导遇上普及文化，后者遂成了多元新闻事业的照妖镜。

　　本文将从主流媒体在这「盛事」的事前周张、讲座内容的单一化论述，以及事后引发的专栏／互联网讨论的互动分析之。

娱乐化报导及突显二元对立
　　早在十月一日，各大报章均事先张扬了有关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知识无限」讲座，头炮邀得周秀娜与学者对话的新闻。主流媒体的焦点，大多在周秀娜怎样「杀入」科大，但有关讲座的其他议题就忽略。娱乐化的报导手法，集中在周秀娜作为「靓模」，以卖弄身材「起家」，比「专业」模特儿低的身份，怎样可以登上大学学府的「大雅之堂」。而科大邀请周秀娜也「因周之名」而被评论为借她博宣传。

　　笔者在此的焦点并非判断科大的背后动机，是否真正藉学者与靓模的对话，想以所谓「精英」与「通俗」作一次撞击来让大众消费。但在一片质疑讲座的目的中，也有一些报章作者提出，要求讲座真正能激发学生对普及文化的思考。

　　十月六日举行的讲座，成为翌日报章的焦点。《新报》及《苹果日报》更将报导放在港闻版，前者更以要闻头条报导之。但除了《新报》以较全面报导李博士在讲座中的讲议内容，几乎全部报导都集中于周的表现，周怎样「出洋相」、面对教授的问题都「面露难色」，表示议题「好深」，不懂回答。《苹果》更以其网上短片聚焦在周「O嘴」的表情。《太阳》及《星岛日报》则以学生的回应，强化周秀娜予人「靓模无脑」的刻板形象。而更多报导就把新闻放在娱乐版上，使其可以肆意地用煽情字眼，展现周怎样在科大「献丑」，但另一方面，亦批评李的问题「无厘头」，以至整个对话「毫无内容」。

　　除了翌日的报导外，讲座更引发一连串的周刊报导及争论。报章对周一面倒的嘲讽，引来不少专栏作者纷纷为周「讨回公道」，不单指李搬弄学术名词，其用心更在于刻意突显周的「无脑」，使其出丑。即使李「无心插柳」，但结果非但无助「精英」与「通俗」之间的磨合，反之更强化两者间的鸿沟。有学者更将矛头指向李的「满口术语」，充份暴露本地文化研究的问题：硬套西方学说，违反文化研究的个中精神，就是要「激进的本地化」。主流传统媒体亦与互联网讨论产生互动，但后者亦仍然延续撑周／贬李或撑李／贬周的二元对立下。撑周的指周的对答得体， 撑李的群组就针对一些印刷／电子媒体中批评李的言论，形成跨传统／互联网媒体的两大阵营对垒。

媒体评论作为文化中介的民粹性
　　笔者深感此事件本身作为显示香港媒体文化现象，有需要及值得「疏理」的地方。首先，事件牵涉普及文化怎样在日渐兴旺的民粹心态所混杂的不同论述。「民粹」原本就是基层面对精英的一种对立论述。近年经济下滑令民怨上升；政府不单在纾解民困上束手无策，更被揭发连番施政失误，更助民粹文化，在近期舆论／媒体对特首在「悭电胆事件」上是否利益输送，可见一斑。而民众对位高权重的谩駡声中也包含对知识精英的不屑。在这氛围下，民粹心态在今次李周对谈得以充份发挥，以至更进一步把精英／通俗的二元标签强化。

　　自从今年七月「靓模闯入」书展，激发报刊舆论的激烈争论，打开这二元讨论的序幕后，亦引发互联网上的热烈讨论。民众乐于参与这场讨论，亦因为除了精英／通俗的论述，更牵涉性别权力，女性形象，加上近年越渐升温的道德焦虑。这些庞大骗人的撞击，造成民粹心态在这议题上充份发挥。撞击的幅度，亦在于民粹心态与普及文化在事件中冲在一起。费斯克 (John Fiske) 对「普及」一词的诠释，并非只有「普罗大众」的意涵，而是作为弱小可以向强势进行反抗。观乎此，普及文化作为一文化词汇，经已潜藏民粹的反权威能量 (女性Vs男性，民众Vs当权者，通俗Vs精英)，亦蕴含妥协／交涉的空间。这也是文化研究对普及文化的关注原因，怎么从通俗文化作为日常生活需要的元素中找寻民心取向，以抗衡文化工业／传统规模的能量。「普及」(Popular) 与民粹 (Populist) 既有这微妙的关系，当其撞击所可以产生的反响，亦正是主流媒体看准这次事件而将其盛事化的原因。

　　正因如此，媒体作为推动普及文化的工具，当尽情披露这普及文化盛事时，不其然也暴露了本身的缺点。依格力斯蕾德 (Jostein Gripsrud) 分析，「普及新闻学」(Popular Journalism) 经已成为一种能带动民生公共领域的新闻文化，当中涉及小报式的新闻选取及报导手法 (煽情、夸张、渲染失实)。其成功的原因，乃议题触及广泛兴趣及认知层面，使其可毫无保留地热烈参与其中。而互联网／Facebook 等平台的兴起，更将普及新闻学所可能鼓励的参与式民主性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大大提升。俨如哈马斯 (Habermas) 所预先一种「理想语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造就社会舆论势力一般。但讽刺的普及新闻学可以提升的参与式讨论，可能只规范于娱乐／普及文化范畴上，而非哈马斯所期望的政府管治语境中。因此有关娱乐／文化讨论既无伤大雅，民众便可热烈地讨论一番。香港人喜欢议论娱乐新闻，亦被观视为其殖民背景所造成的政治泛冷感的征象，于解殖后也不能改变过来。

　　在「李周谈」事件中，主流媒体的做法，除了对社会不同群组作出偷窥式凝视 (Voyeuristic Gaze)、暴露其「差异」(Deviance) 外，但其「正常」的主体又是什么？这种报导可引发什么讨论？Bourdieu早年提出有关文化品味以突显高尚及基层口味的阶级性，但近年亦批判日渐冒起的普及新闻在委身于商业考虑，以利润至上的新闻生产制度下，已渐次失去其自主性。新闻媒体的视野就正如霍尔所述，应为民众提供照明 (interpellation)，照亮民众需要关心的和感兴趣的，或民众该讨论什么、怎样讨论。可惜，这讲座涉及的是在不同庞大论述 (包括教育／娱乐／性别等二元论述) 集于一身的普及文化体系，造成的光谱之强劲，使讨论简单化／单一化，更吸引好些专栏作者凑热闹。但他们的言论，大多重复／强化光谱中的二元讨论，使这些原本可扮演文化中介者、提供多元观点、促进公共领域中健康讨论的人，也被光谱遮掩了视线，例如李在讲座中大部份讨论，都无人拿出来仔细讨论。但真正能够让多元角度呈现的主流新闻媒体在今次事件中，对靓模、学者、学院以至出席的学生进行谩駡，突显并强化二元对立。

　　没有穿衣的国王究竟是学者／靓模还是媒体本身？新闻媒体在民粹心态日渐浓厚的当下，不要预设民众为无脑儍子 (mindless dupes)，反而怎样提升民众的「公共角色」，扩开民智，提升文化、道德及政治层面的讨论，才是最宝贵的。滥竽充数的在「吹鷄」，只会招致「狼来了」的恶果，及令犬儒心态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