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Vs撤退—采访日本灾区的思考

2011-04-14

  「是不是太懦弱了?」

  背着两个背包,在东京成田机场,气急败坏的赶上飞机,茫茫然坐下来了,原本打算好好的睡一觉,应该说,原本打算好好的睡一觉来逃避一些问题,但脑海里就是不停的出现这个问题。

  还是请空姐要来了报纸。

  打开香港报纸,一幅日本地图,逐个地方清楚地用数字交代了最新灾情,有的村镇全没了,一个都联系不上,过万人失踪。

  头版是核幅射的标题,图片是数个白衣白裤白鞋全副生化装备的人员,推着一个躺在担架床上全身密封的灾民去检查,在防毒面具下人们都变得没有咀脸,似乎证明撤退的决定是对的。

  看毕,飞机起飞,由高空望着窗外的日本,又想起那些画面。

  还是再请来空姐,今次要了两份日本报纸。

  看不懂日文,但一幅新闻图片有时胜过千言万语。

  一个女子披着毛毯,站在废墟前发呆。打开内页,两名灾民抱头痛哭,背景是一台汽车插进了房屋屋顶。

  鼻子一酸,眼眶又充满了泪水。

  想起在仙台海边,如果面前突然翻起十米巨浪,想起行家说的,「那就向爱人大叫一声『我爱你』吧」,想起生命的脆弱与无奈,想起那刻的生离死别,想起有多少人闭上眼睛抱着一起迎接最后,想起很多很多,再想起08年采访四川大地震之后,行家说的一句话,「上到飞机,打开报纸,才责怪自己那时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慰问灾民。」

  不禁再问,「在灾难面前,是不是太懦弱了?」

从北京到仙台
  三月的北京,不算很冷,午后的阳光挺温暖的,提着手提电脑,不用穿外衣也可以从天安门广场慢慢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东门。

  红旗飘扬,在东门石级的大理石柱下,碰到了香港的行家。都十多天了,全国两会也进入尾声,大伙儿也就在大会堂门外,拍了数张照片留念。「咔嚓」一声,时间刚好是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左右,日本在这一刻震动。

  拿起「两高」报告书,说到内地的法治,都是一些骗人骗自己的话。走出走廊,坐在楼梯梯级上,打电话回香港简报内容。

  此时主任经过,看了我一眼,说「日本地震了,8.8级。」

  呼吸和心跳都恍惚停顿了一下,大地震总是无声来袭。

  *   *   *   *

  星期六中午,飞机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降落。

  在机场找到香港入境处人员和一些赶着回家的香港人,其中有一名年轻男子,问日本的核电厂好像爆炸了,很担心安全,那时还未察觉危机已悄悄迫近,还安慰他说应该没事,看来那时还是太相信日本政府。

  傍晚,坐上电视台记者租来的20座旅游巴,与行家一起一行10人出发到仙台。

  高速公路封了,要走小路。途中在一间便利店外休息,店内连樽装水都没有了,饼乾面包什么都没有,有点出乎意料。

  十二个小时之后,第二天早上大约七、八时抵达仙台。情况比想像中的要好得多。基本上没有房屋倒塌,居民很有秩序在公园排队取水。

  旅游巴先停在仙台市政府大楼外,然后开始采访,中午前后开车往海边,亦曾尝试步行至灾情更严重的地方,直至下午两、三时左右,问题开始浮现。

  原本还在与行家们计划下午及明天的行程,旅游巴司机说没汽油,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唯有返回政府大楼。

  吃了点东西,入夜了,消息越来越多,也无从考究真伪。

  有人说核电站爆炸了,核幅射泄漏,听说吹南风了,污染物正沿海从福岛往仙台飘过来。

  心中有点纳闷,其实对核事故一无所知,就是知道一旦出事了就会是大灾难。幅射看不到摸不着,其实要比地震更可怕,地震来了还可以跑可以躲,震过了就没事。核幅射来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知道但你跑不掉也躲不了,除了等死你什么都做不了,而那种死亡更是非一般的死亡,想想也觉得恐怖。最无奈是没汽油,连逃亡的最后机会都没有。

  有人说日本政府叫国民留在室内,感觉就像连空气也有毒。

  有人说封锁线扩大了,即时打开日本地图,从未这么细心研究距离与方向的问题,赫然发现仙台的东面就有一个女川核电站,距离仙台只有几十公里,有人说女川核电站外的核幅射超标几百倍。其实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超标几百倍对身体有何影响?不知道,只知道当了记者6年,什么时候听过一种物质会比安全水平高出几百倍?单听数字就觉得可怕。

  突然一名戴有臂章的外国人,问我们是否加拿大人,「不是」,然后就走了。

  *   *   *   *

  开始要在大楼内找地方睡觉,最后决定还是睡大堂,虽然冷,但如果有余震,逃生也较容易。找来三张椅子,拍在一起一字排开,夜了,要决定明天的去留问题。

  去或留,如果没汽油就只有留,旅游巴司机说,公司晚上已派人从东京送汽油上来仙合,早上八时旅游巴会回来政府大楼。不用留就可以走,问题是要去哪里。

留守前线的忧虑
  其实很想继续采访,不过说真的还是有点犹豫。

  当记者,有谁不想站在现场,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纸笔记录历史?将亲身感受化为文字,永远比坐在电视前看NHK World或在电脑前看共同社来得真挚鲜活。

  虽说言语不通,但天灾面前,简单一句问候,一句祝福,经大气广播就会变成力量无穷。

  香港记者走在日本的灾区上,更可看到香港可以从日本身上学习到的地方,这是任何地方的记者都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记者有监察角色。政府有怠慢,政府有隐瞒,灾民有不满,灾民有疑虑,只要灾民有话想说,那怕是什么地方的记者都可以是倾诉对象,有时外国记者更会比当地记者发挥更大功效。

  当然这些都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做到多少又是另一回事。最大的顾虑是,一旦爆发核灾难,肯定会大混乱,到时想走也走不了。

  「没有一宗新闻,值得用生命换回来。」总想起前辈们的这句说话。

  见惯了大小意外,见惯了生离死别,第一天跑新闻的新人都会听过,安全第一,平安回家,无论是采访车祸火警还是地震海啸都一样。而今次面对的危险更是无色无形,避无可避。

  有人说是过虑了,但从实况看来又确实值得忧虑。

  也没有什么激烈辩论,很快就决定了天亮就走,回东京。

  部分报纸行家似乎想留低,听了又有点动摇。

  一股热血跑来灾区,一有危险掉头就跑,感觉很不光彩。更甚的是有点离弃了灾民的感觉,觉得自己有点「没义气」,贪生怕死。

  「是不是太懦弱了?」心想。

紧急撤退的决定
  没有毛毯,穿上大衣,拉上拉链,半夜,躺在三张并排椅子上,睡不着。

  越来越多的「听说」,有人说加拿大撤侨了,突然想起那个戴着臂章的外国人,即时在大楼大堂转了两圈,左顾右盼都找不着他,无从证实,但如果外国都撤侨了,那就代表似乎事态已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继续传来更多核电站爆炸的消息,然后意见开始有点分歧,有人提出是否应该回东京的疑问,还是应该向北撤退。仙台在福岛以北,如果回东京就几乎一定要经过福岛。有人建议顺着风向走,避开核污染物,往山形、秋田再沿日本北岸返回中部的新舄,另一条路线就是向北面青森方向。这几个地方都有机场,可以坐内陆机回东京。

  但也引起其他问题,是否有足够汽油支持「逃亡计划」?如内陆机没机位怎么办?如果去到青森还是走不了,要继续北上去北海道吗?

  还是趁核事故未去到最恶劣境地,「搏一搏」尽快回东京?即使东京没机位,最坏打算也可以继续往南去大阪,甚至更南的地方,逆风向而行。

  想太多也没用,商量后决定,如果早上没有更新的资料,就按原定计划回东京。

  过了午夜,数名背着大背包的人进来政府大楼。原来是内地的行家,有来自广州《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交换了电话号码。「要办签证所以来迟了」,他们说。

  告诉他们现有已知无论真假有关核电站爆炸的资讯,没有汽油要明早才撤走的困境,他们听了都显得有点忧心。

  已差不多凌晨三时,《南都》的记者又出现,说他们找到一台车,有汽油的,现在就开车北上往青森,车上还有一个坐位,问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走。

  这可说是最困难的决定。

  很感激他们在最危难时伸出援手,能尽早撤退当然好,但北上了还是会有其他问题,又不知他们到青森后有什么计划。

  还没有开口婉拒,突然旁边跑出另一位内地记者,说「有位吗?我去!」
跟他们道别,祝福他们平安好运。

  *   *   *   *

  看了看躺在旁边的香港行家们,明天还是一起共同进退。

  打了电话给入境处身在东京的人员,查询核电站是否爆炸了,另外明天东京有没有机位回香港,等候回覆时想,想不到自己也有打电话到入境处的一天。

  「是的,核电站爆炸了。」入境处人员冷静回答,但也不知能做什么,报告了总共有多少行家在仙台,来自哪家机构等,希望入境处能安排机位。

  想睡,但总是睡不着。不知何时,政府大楼大堂内,有人在地上放了一台小收音机,一直都是同一声调的日文男声广播,听不懂也没有多理。

  突然响起一把女声,说「Here is information for foreigners…」。

  即时坐起来,睁大眼睛,以为日本政府有什么重要事要宣布,原来是通知外国人说有一个电话号码,有专人用英语、普通话等答覆查询。

  姑且试试打电话去问一下,是一个操流利普通话的女子接听,是一名中国人,问了一些核电站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整个晚上,电视台记者的手机不停响,另一些也在仙台的香港记者也想坐那台旅游巴回东京,相约了明天早上在政府大楼集合。

  *   *   *   *

  早上天气很好,阳光充沛。但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大伙儿集合了,19名香港记者,另加1名香港人,是一名香港行家的姐姐。在车旁拍了张照,像撤侨一样,坐满了的旅游巴,塞满了行李器材,早上8时多出发。

  幸好有这台旅游巴,要不然大家都不知如何回家。
  
  昨晚行家替旅游巴办了个「紧急通行证」,回程可以走高速公路。

  经过福岛,下车休息了十五分钟。

  再起行时,有消息说刚刚下车休息时,福岛核电站又有一次新的爆炸,车上又是一轮恐慌。

  比去程快了一倍,回程只用了6小时,下午二时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在入境处人员协助下,辗辗转转登上了经台北回香港的航班。

  香港国际机场,想不到全副生化装备的人员已在停机坪等候。机场检查后,再在医院过了一晚,抽血检验后医生说没事,可以出院。

履行记者天职
  已预计今次采访又会引起行内一些讨论,每次灾难,当人人远离灾区,记者总是反方向而行,第一时间去最危险的地方,事后往往会有意见认为,记者没受过训练,装备又不足,去了反而添烦添乱,又没有带回什么有深度的报道。

  这些说法都是对的,都是本港新闻机构的实况。

  不过即使如此,亦不能全盘否定香港传媒今次采访日本地震的意义。

  休息了两天后上班,在报上读着林社炳,炳哥的采访手记。

  「过去走过不少天灾人祸的采访场景,每次如暮鼓晨钟,让我警醒人生无常,善待自己生命之余,还得尊重别人的生与死。

  日本大地震,大批记者连夜赶程,希望抢先报道灾情。谁也猜想不到,大地震引发海啸后,福岛核电厂接连爆炸,泄漏核辐射潜伏更大危机。有香港传媒行家基于安全考虑,撤回香港。

  想起了八九年北京学运,当年大批香港记者北上采访,后来局势紧张,更传出北京部署血洗天安门广场,为了雇员的安全,不少新闻机构急召记者返港,但有更多记者要求留下,面对公司下令撤离广场,有人宁愿辞职,以自由记者身份,最后见证解放军血洗天安门。

  记者走到采访最前线,往往吉凶难料。虽然只是短短六日,但我有幸在自己可承受风险的范围内,留守日本履行记者天职,紧守见证危情的信念。」

  想起炳哥的豪情壮志,很是拜服,然后又不禁责怪自己。

  差不多一个月了,到这刻仍在思考那个问题。

  晚上,日本东部又发生7.4级强烈地震;巴西有枪手闯入小学开枪;利比亚战乱为患;世界依然灾难不断,但求天下太平,只愿采访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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