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急存亡之秋?香港新闻自由面对严峻挑战

2011-09-15

  当身穿「平反六四」T恤的丽港城居民被便衣警察突然抬走,电视记者从旁拍摄却遭警员出手遮挡镜头,暴力吞噬了新闻采访权利。

  当李克强副总理在香港大学陆佑堂台上扬名立万,警方只容示威者在山道设置的示威区内振臂高呼,两者遥隔数百米和两条马路,警权消弭了示威于无形。

  甚至当副总理由湾仔会展扬长远去,驻守警员仍然坚持人有三急的记者要凑够人数,才在警方带领下予人方便,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早已盖过个人尊严以至人道需要。

  如此不堪的新生事物,若无法纠正和取缔,习非成是,本港日后的新闻自由不啻任由警方宰割。加上警方和消防全面控制突发事件的讯息,新闻处摄录官员活动再向传媒发放以取代传媒采访,新闻界正陷入危急存亡之秋。

新闻自由的内涵和要求
  从人权的观点看,新闻自由可溯源于言论自由。《普世人权宣言》第十九条称:「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和发表意见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并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换言之,言论自由包含两部分,即保障人人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也确立消息和思想传播的自由。后者应用于媒体,引伸为新闻自由。往后的发展再进一步,不论民主国度的传媒监察时政,还是极权制度禁闭言论剥夺人民知情的权利,都从正反面说明新闻自由的可贵,彰显知情的权利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尽管《普世人权宣言》没有明言新闻自由的社会角色,却毫不含糊指出新闻自由的内涵和要求。首先,新闻自由是传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必须保障人人可以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否则传播便失去真正的含意(如认识事物、辨明是非、沟通理解、意义分享),而变成资讯贫乏、思想单调的自言自语或政治宣传。其次,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互相依存,两者不能偏废。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每每限于一人一时一地,各自表述,民意难汇聚,社会乏共识,公众无法比对不同观点,舆论失去民意基础。另一方面,新闻界纵有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若言论自由消失,如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被剥夺,甚至发表者人身自由饱受压制,新闻采访活动只能空转。在官方认许的观点和事实之外,记者苦无消息可以探取,亦无公民社会的活动可供报道,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消息和思想来源早已给强权杜绝了。

  李克强访港的保安安排,正是如此双管齐下,既严密限制采访自由,也同步打击公民表述自由的空间。采访方面,当局千方百计,就是不让记者近距离接触李克强,通过报道加深巿民的认识。由始至终,记者没有机会向李克强发问,每天都在走马看花,在他活动现场以外五十米至百多米不等的采访区内遥望。更不幸者,甚至被困采访区,不得离开,或者误中当局预设的圈套,在采访区呆坐,李克强却从另一通道抵达目的地,而有幸在五十米望见他来到家访屋邨楼下的记者,在拍摄之际,又给警员耸身挡住。

  警方以生人勿近的方法保驾护航之余,也同样不遗余力把示威者移离公众视野之外。示威者的活动区位置偏远已不用说了,有记者入示威区采访示威者,或者在天桥上拍摄新政府总部外示威情况,都被警员制止或以身体阻挡。从坚壁清野的全盘部署和半步不让的埋身行动,当局的目标明显不过,就是把不可预计的场面消灭净尽,避免出现一丝一毫负面的报道。当然,过度计算往往令执行者神经绷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导致过度反应,视民为贼,出现不堪入目的鲁莾举动。

  凡此种种,就是跟《普世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对着干,尽力干扰公民活动,侵犯新闻界寻求消息的权利,阻截示威者传递思想的自由。巿民无法通过新闻媒体认识候任总理,而他在全港十分一警力严密戒备下,也自绝于本港的民间民生民情。警方的辩解自然是保护政要,需要限制人权。不过,《基本法》接纳的《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早已声明,言论自由的权利可加限制,但「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 (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或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换言之,由「核心保安区」到庞大封锁区,由阻挠记者采访到干扰示威者表达诉求,警方必须交代其法理依据,并解释其措施何以是迫不得已的必须手段。例如:以手遮挡记者拍摄一批警员抬走巿民,对保护政要为何是必要的?警方有必要把采访区设置在活动现场一百米以外吗?警员搜查记者银包,银纸逐张检查,究竟对保护李克强有何必要?警员推倒港大示威学生并把他们围困一段时间对李的安全又何以是必须?

  警方手段强悍,绝非突如其来。今年七一游行后,记者报道警方清场行动,便遭到不合理对待。漫长的封锁线有碍记者进入采访现场。可采访的地方,有约二十名记者给警方胡椒喷雾射中,有部分记者早已表明身份,仍无法幸免。有记者被按头、义颈、推撞,更有一名实习记者被警方误指为示威者而拘捕。过去一、两年,警方对付示威者亦日趋强硬。除了被捕者人数大幅上升,他们等待当局通知是否起诉亦须更长时间。警方若检控示威者袭警,警方每多采用罚则较重的《侵害人身条例》,以儆效尤。加上连串行动,压制公民活动,如控告支联会代表摆放民主女神像、中止「国际不再恐同日」集会的表演、拒绝异见份子来港出席司徒华的丧礼等等,既削弱公民社会的空间,也收窄新闻报道的视野。

十面埋伏狙击操控
  除了卡压公民活动和新闻采访,当局亦着力操控资讯流通。随住通讯系统数码化,警方可控制采访议程,因为突发事件是否公布及何时公布,由警方全权决定。记者协会今年四月的调查显示,警方每天只发放约十三则突发事件信息,只及当初承诺五分一。近日消防处亦势必步警方后尘,通讯系统数码化实施后,传媒全靠该处提供消息才到场采访,大大有碍传媒监督察时政(如治安情况、走火通道、升降机安全以至权贵败行),以至凝聚舆论和压力,推动社会改革。

  若说警方和消防控制资讯,以减少负面的社会信息,新闻处更越祖代庖,以其拍摄的官员活动,取代传媒自由采访。此举既可消除官员面对传媒提问的压力,也可望成功铺设议程,引导民意,但代价就是新闻自由。如果新闻机构继续逆来顺受,照单全收,时光也就倒流,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新闻处为香港电台供应新闻稿的殖民日子。

  由压制言论自由到新闻包产到户,由阻挠新闻采访到牢控突发事件资讯,近日又有亚洲电视高层侵犯新闻部编采自主有待查明。各项严峻挑战横陈,犹如十面埋伏,狙击新闻自由。为尊严为生存也为核心价值,新闻界别无选择,必须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全力向政府施压,争取转寰余地,拨乱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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