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应该有益于社会

　　不管传播科技如何先进发达，传播媒介如何丰盛多样化，也无论个人媒介如何的成为「不可一日无此君」，人类过的还是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则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必然存在，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也必然自有永有。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三者因自然而然充满辩证吊诡。

　　根据美国社会学者柯尔豪斯( W .Kornhauser)讲法，大众社会是个民主社会，社会上精英份子有发挥领导空间，但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混同在民众中，易于亲近的人；而一般民众则易于附和和易受鼓动。美国传播学者麦奎尔( D . M c Q u a i l ) 认为， 大众文化( m a s sculture)有两大特色，一为广为流行，一为对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具有有力的诉求。因为大众文化是大量生产和大量散布，内容全是为大众市场而制造的文化产品，所以，另一位传播学者布鲁勒(H. Blumer)，对处于大众文化的大众行为作比喻时说，那是一种集体行为，诸如群众、暴徒、恐慌、狂热、狂舞、民意、宣传、时尚、奇想、社会运动和改革等等论题，皆牵涉在内；若就经济性角度而言，大众文化也可能影响到大众「寅吃卯粮」，泥足深陷于不实用的「炫耀性消费」( c o n s p i c u o u sconsumption)之中。

大众媒介呈现大众传播运作

　　今日谈大众传播，实已涉及大众传播科技、媒介、行为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麦奎尔为大众传播所下的简单而约化的界定：「大众传播由机构和技术两方面组成，经由这些机构和技术，专业团体(如报馆)运用现代科技，将传播符号内容(如文字)，传给广大、异质，而且散布各处的阅听众。」不过，整个大众传播运作的总体表现在于大众媒介，仍是不争之实。

　　从传播发展史来看，近代大众媒介的发展，已历个多世纪，以大量印刷报章开始，继而及于电子媒介，每种大众媒介，都有其迅速上升的扩散曲綫，而且一每一种新媒介的扩展，都会比前一媒介更为迅速。除了发行量大，以广大的阅听众为对象，以及大众媒介易得性(availability)和「接触性」(accessibility)都非常之强等特性外，麦奎尔还认为大众媒介是属于公众的一种有组织的正式运作。

　　由于大众媒介发展，必然局限于所处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发展阶段、市场需求和特定的个人兴趣，所以，什么样的大众媒介，就是什么样的社会，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史华年(W.T. Severin)与但卡特(J. W. Tankard Jr.)两人所强调，如果一个「现代社会」，却缺乏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及电影等，那真是难以想象的。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原则上也一如传播社会功能一样，有守望环境、协调社会、传递文化和提供娱乐等等；不过，大众媒介内容一经发布，倘若出了问题，便会如脱羁之马，会造成社会极大伤害。传播学者对大众媒介功能， 曾发展出离心( c e n t r i f u g a l ) 对向心(centripetal)趋势两种不同、而又极端的看法。认为大众媒介有向心力的学者认为，往好处想， 大众媒介内容， 有促使社会组合(integration)，令社会秩序安定能力；反之，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离心力的学者则认为，往坏处想，大众媒介内容，会制造疏离，令价值解体及社会脱序(anomiae)。

大众媒介促进国家发展

　　从新闻和新闻学开展阶段性思潮，去看大众媒介功能，画象会更为清晰可见。二次大战末，第三世界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遂呼吁在处理新闻时，应多报导诸如农业新知、医药卫生以及教育文化等资讯，以求国家发展，达到淑世社会目标， 此即是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al Journalism)理念滥觞，比先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鼓吹国家动员发展的革命新闻学(Revolutionary Journalism)和建国新闻学( D e v e l o p m e n t Journalism)温和而有建设性；其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亦在宪章里，明订世界资料自由流通，意见影象自由交流等理念，帮助此一理念发展，而另一个非政府组织一「非结盟国家新闻机构部长会议」，则汇集了此种理念的力量。

　　与此同时，五、六十年代现代文理论兴起，大众传播学者宣伟伯(W. Schramn)与冷纳(D. Lerner)等人，也致力提出传播媒介如何塑造现代人的人格，以促进国家发展，迈向现代的看法。1967年夏，亚洲报业基金会(PFA)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还曾每周在会员国出版过《深度新闻》(DEPH News)，报导各地区的发展(Development)、经济(Economics)以及人口(Population)专题(但没有中文版)。1977年，全世界十六位传播学者组成一个专责研究世界传播问题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三年后，提出报告，将发展新闻学做了一个最有系统陈述。

　　报告书指出，大众媒介为帮助国家发展，促进国家自主权和文化独立的主要工具，赞成媒介应容许草根民众参与；反对极权主义，自由是重要的，不过若是为了国家发展，政府可以经营媒介。基于这个原因，新闻媒介和记者，需要有一个行为规范。有时，媒介某些自由，还应置在他们的责任之下。此际第三世界传播学者如舒士文(L. S.Sussman)、阿嘉华拉(N.K. Aggarwala)诸人，更著书立说，把发展新闻学理想、理念落实。至是，不管是那一阵营，咸信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已是不争之论。

大众媒介必须有益社会

　　其实，大而言之，执简驭繁来说，发展新闻学只有一条大道理：大众媒介必需有益于社会(for the public good)。这个问题和想法，一百年前美国媒介达人普立兹(J. P r l i t z e n ，1847-1911)在为他的《世界报》(The World)同当时另一位传媒业钜子赫斯特(W. R . H e a r s t ,1863-1951)的《纽约日报》(N. Y. Journal)争市场时，就已觉悟过来。他为了抢夺市场，便遂行夸大怂动的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以煽色腥主义(sensationalism)为能事，其后，对报纸原怀有强烈理想的普立兹终而生财立品，放弃了黄色新闻而不用。他曾强调报人应有崇高理想，热切追求真理，培养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不应只追求私自的目的，与纯粹的商业利益，而应以服务社会，增进公益为己任。他认为商业主义(黄色新闻做法)，在报业经营中，虽具有合法地位，但仅限于经理部，如果商业主义侵犯了编辑权，则必然堕落和危险；而一旦报纸发行人仅注意商业利益，那便是报纸道德尽头。

　　我人很早也注意及报纸、报人的道德问题。被誉为民初名记者、但毁誉参半的邵飘萍(1884-1926)，也自觉浮游于专业道德理念之中，排斥有闻必录、趣味至上借口，认为秽亵奸淫与残忍情景，皆在于新闻不确实、广告意味浓、只图揭发他人隐私，以及作有害社会风俗之渲染描写。也就是说，不管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媒介最基本任务，还是在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现时通俗量报所力主的所谓公众兴趣(interest to public)，不能一味「假此名」而为大众压恶之实。辛亥革命时，有一则报纸故事，显然「有违」报业守则常规，但因是革命新闻学典范，故论者鲜于臧否，颇值得沈思。时维1911年武昌首义翌日，革命元老于右任之上海《民立报》，即收自汉口之革命消息广为散布，各地同盟会系的报纸，亦相继报导革命党胜利假消息，藉以鼓动风潮。11月9日，《民立报》刊出一则「此间接北京克服(，)伪帝出奔电」的假电报，旋即传遍南方。广东和香港的报纸，立刻加盐在醋地改此电报为「京陷帝崩」大肆刊登，省港人士闻讯欢声四起。两广总督张鸣歧乃仓皇出走，龙济光、李准等清吏卑辞乞降，粤遂光复，而《民立报》自后亦声名大噪。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文革期间，新闻走假大空路线；而今仍受诟骂。

　　一个世纪百多年来，在走资和极度的资本主义态势之下，大众媒介命运，虽然早已操之在只图赚钱的商人手上，阅听众受传播科技影响，也已不及老祖宗对大众媒介依附；不过，不管如何变幻难测，质优大众媒介，仍是大众社会所必须的。大众媒介，应该珍惜和重视一己的名誉和作风，视良好的报誉、报格为媒介第二生命—能这样自我珍惜，才不会做出有违社会公序良的出格行为，令整个媒介为社会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