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处处—倒退中的香港新闻自由

　　十二年前，香港大学高层干预钟庭耀调查特首民望事败，校方立即加以调查、公开聆讯应对危机，查个水落石出，也为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树立标杆。

　　今天，当年的历史教训已经声沉影寂。港大对「八一八事件」只作低规格、不公开的调查。浸会大学赵心树教授不待民调完成便公布初步结果，误导民意，动机可疑，更惹起师生及舆论猜疑，而校方却还以既不独立又不公开的调查，九日内完成报告，不计内容空疏、论据乏力，只求高速平息风波。

　　再看今天钟庭耀的处境。港大高层不再干预了，但去年底以来，他有关港人身份认同的调查，一直被中联办官员及左派舆论猛烈批评。他打算在特首选举前推出的民间全民投票计划，更被指为公投行动。人身攻击代替理性讨论，政治诬蔑盖过学术探讨，文革式的无理批判植入本港的公共讨论空间。

侵扰公共空间的举动
　　从浸大调查不力到钟庭耀饱受攻击，都看到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生态污染和环境屏障。浸大调查小组从未接触校外人士，自限搜证范围，便表示证据不足而认定没有政治干预。浸大的自我设限，形同自我审查，也同时限制新闻界报道真相的能力。校方调查没尽全力，新闻自由寻求真相的社会职能注定大打折扣。同样，左派舆论近期对几位学者大事挞伐，极尽诋毁之能事，不但践踏理性，抹黑真相，目的更在于宣示他们与中方为敌，以划清界线，并制造恐惧，令他们行事行文都提心吊胆。据知有传媒高层告知记者少找该三位学者访问，避免得罪权贵。这种政治手法假若不幸得逞，社会言论的多元化势必削弱，也变相收窄新闻自由的空间。

　　这些侵扰公共空间的举动，近年接迭发生。例如，港铁的广告代理公司以抽广告为要胁，要求报章不报道对其不利的新闻，（如该公司在海内外铁路经营的事故、港铁商场或职员的负面消息），明显是践踏新闻自由。相反，亚视电视的有偿报道的片段置入公共时事节目之中，鱼目混珠，不仅违规，也偷走了传媒的公信力，是诚信自杀的行为。

扼杀新闻预警作用
　　新闻自由不断受到挤压和拦阻，其实原因多端。除了传媒或消息来源的自我审查，或者其他组织和力量的不规则介入，更由于特区政府全力控制公共资讯流通，并且给言论自由诸多设限所致。尽管回归以来，政府新闻处用于公众和发布资讯开支上升三成，由特首至各官员亦更注重传媒报道及舆论，但政府的开放程度以至诚意，却令人质疑。首先，特首曾荫权二零零七年连任以来，新闻处筹办的公开记者会及背景简报会大幅下降约两成，由之前每年平均1406次降至以后每年1140次，去年更低至1037次。资源增加而公开交代减少，既反映政府较前不愿意推销政策，或向公众问责，亦显示政府宁把资源用于网上官方媒体，以官方单向发布消息，取代跟传媒双向互动的沟通方法。

　　其实曾荫权政府到了任期末段，却绝非无事可为，更非无法按部就班，向公众交代政策，引发公众讨论。但奇怪的是，政府不时把几个议题同时推出，令民意数以聚焦，以减轻民意的压力。例如去年十二月中，政府趁两电提出加价，同时推出四项争议不少的政策，包括骨灰龛政策、排档规管办法、选民登记新规则、教科书政策检讨。此计分散了巿民的注意力，亦令传媒难以同步跟进五项发展，有利政府控制公众议题，却阻碍大家逐项深入探讨、发表意见。

　　其次，随住警方和消防通讯系统数码化，一切突发事件的通报权，全掌握在当局手上。据分析，警方向传媒通报的罪案宗数只占全部案件不到6%，比起初实施数码通讯时少了一半，而通报时间平均是事发后32.5分钟，远超警方承诺的20分钟。官方往往以保护受害人私隐为由不通报风化案，甚至连匪徒犯案手法、地点、时间也拒绝公开。例如，新政策实施后，将军澳连环伤人案，纵使发生于同一地区，却给警方扣压，直至一周后才通报，而观塘非礼女生案件，警方要待受害人数升至四名才公布。

　　传媒无法报道，巿民无从提高警觉，新闻的预警作用惨被扼杀于无形。

　　今年起，消防处亦采用数码通讯，只会发布有关火警、特别服务（如泄漏气体）、集体受伤等消息，却不公开个别人士的救护召唤。即使涉及高官的个案，政府亦不会通报。无疑，政府没有使用暴力制止新闻采访，但通过控制资讯源头，过滤消息，隐去部分情况或延误通报，令传媒无法报道，又何异于卡压新闻自由，剥夺巿民的知情权？这跟限制不同政见者入境或留港工作，从而收窄本地传媒的采访资讯源，又有何分别？

　　其三，保安当局近年多番举动，卡压公民活动和采访空间，不啻是以硬力量强控表达和新闻自由（见《传媒透视》去年九月拙作）。

　　零一年年底，政府建议立法规管缠扰行为，以保护巿民。立法建议以英国类似法律为蓝本，但该法令九七年在英国实施以来，政府多次用来控告示威人士和组织，以制止抗议活动。若此漏洞不加堵塞，法案又不豁免新闻采访的刑事责任便匆匆通过的话，和平示威者以至锲而不舍的记者都会后患无穷，政府可视其为缠扰者而绳之于法，本地言论自由又多一层法律牵制。

公共广播须彰显民主人权
　　由广告压力到权力干扰，由自我审查到政府控制，都是挡截新闻自由的高墙。公共广播的意义正是赋权民众，穿越高墙，让舆论监督权贵，让社会凝聚共识，让民间互相关顾，以民意力量和社会智慧推动一地发展。这种制度理应是文明社会的必备组件，以免传媒公器沦为执政者、政治势力和商业利益的附属。对于民主制度不全、人权不进反退的香港，公共广播更须彰显民主人权。

　　反观眼下情势，政府既无蓝图宏愿，以建公共广播，更先增设顾问委员会，再开历史倒车，以政务官入主香港电台，用不同手段削弱架构协议赋予港台的相对自主权。另一方面，港台以节目改革为由，竟自挖墙脚，换走以捍卫民主人权为己任的吴志森，烽烟节目的新主持回归历史，重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范，温文持平有余，似乎监察和批评力度不足。由此走下去，港台不仅难望成为公共广播机构，能否保持现时监督权贵的力度和声音，亦颇成疑问。

　　如斯乱局下，本港新闻自由的国际排名注定滑落之余，新闻界亦面临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