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打喷喷嚏 学术界着凉

　　今年我在北京作访问学者，虽然身不在香港，但透过中大提供的翻墙软件，仍然基本掌握香港社会的动态，这次数名学者遭左派报纸点名批判，作为学术界的一份子，自然有切肤之痛。

困扰香港公共空间的低气压
　　驻香港的代表机构中联办对香港学者愈来愈不客气，这是近几月来困扰香港公共空间的低气压，具体表现在亲中报章如何密集的点名批评个别学者或个人。

　　最先为人注意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名教授，他给左派报章批评为走极端激进路线，自由去年11月开始，两个多月内竟有二十多篇文章批评他；成名之后，续有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后者在民意调查中发现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创下十二年新低，钟庭耀立即被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批评调查「不科学、不符合逻辑」，加上亲中报章的狠批，文章数目多达七十多篇。其后，《大公报》再以社评点名批评成名、钟庭耀、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蔡子强是「真政客、假学者」，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披着学者的外衣，长期为个别抗中乱港的政党服务。

　　明显，中央在港官员对不同意见的学者已开始不再客气了。面对这情况，我会从三方面作出讨论，其一是中联办在维系一国两制中扮演的角色、其次是亲中报章在民意的位置，最后是学者作为公共知识份子的任务。

维系一国两制中微妙的平衡
　　郝铁川批评钟庭耀的调查「不科学、不符合逻辑」，到底是否如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所言的纯粹学术讨论？虽然学术讨论不一定要在学术会议中进行，但学术讨论上的引经据典或者理论依据必不可少，而且郝部长忽略了其政治身份。在权力上，中央官员与一个大学学者从来都不是对等的，就如老板要对下属的工作有此意见，下属不会理解为平辈的提点，其中牵涉到的，就是尊卑有别的权力关系。所以西方学术界流行是不具名的批评（blind review），就是避免因为被评者与评核者的学术地位或身份，影响评核的客观性。郝部长冲着钟庭耀而来的批评，很明显与调查的政治含义有关。

　　港人身份调查的代表性舆论已有很多讨论，这里只希望指出，无论新闻自由，抑或学术自由，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其保障除了一国两制的法律依据，亦在于一些微妙的平衡，就是当权者有多自觉这些自由的可贵，权力拥有者对自我权限有多自觉制约，而一国两制的维系，在于北京是否愿意自律，不让一国压倒两制。

　中国在回归初期信守承诺，不干预香港内政，主要仍觉得香港矜贵，当然亦与当年二地的经济及文化的差距有关；但回归十五年来，中港关系的蜜月期已过，北京对香港的容忍亦逐渐露出疲态，在国内流行的说法，是香港就像一个宠坏了的儿子，香港人从中央得到的好处从来不缺，但又经常自觉比内地人高人一等，所以北大教授骂香港人是狗，在国内不乏支持者，不少人都认为香港人得一想二，而按中国大家庭的老规矩，子孙是要自己争气讨老人家欢心，但香港既不争气又对祖国不懂感激，自然令阿爷觉得不是味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奢求要得到更多的特权，便会出现「凭什么？」的问题。因此郝部长对民意计划的「指点」就不自觉流露京官的威势，是不愿再自我约束的表现，难怪连外国媒体如《华尔街日报》亦嗅到事态的严重。

　　幸而，郝部长的火很快便收敛，可见中央是不会轻易破坏一国两制的承诺。况且香港的自由空气对台湾仍有示范的作用，郝部长对学术界的不客气，亦属于一种姿态，一方面测试舆论的反应，另一方面亦要看学术界是否识相。

亲中报章在民意的位置
　　其次是左派报章在香港舆论的影响力问题。其实左派报章攻击不同意见作者的事时有发生，回归前我定期在报章写评论时，亦曾因为有关香港电台作为公共广播的讨论被《文汇报》点名批评。点名批评是少数本地报章的特色，大部份报章对意见的讨论是对事不对人，不提姓名却针对其意见，较为客观理性；然亲中报章的点名方式，却有恫吓的效果。当然被点名的人是否觉得受威胁因人而异，我记得当时只是一笑置之，感觉是左派报章亦有其言论自由，也曾经写过文章分析亲中报章的政治处境。英治时期左派报章备受屈辱，对回归后由港人当家作主寄望甚殷，因此回归前正是它们争取舆论主导权时期，点名或攻击手法有助左报与主流舆论界打笔战，令社会大众更留意左派观点，从而提升亲中报章在主流媒体的能见度。

　　回归已经差不多十五年，但亲中传媒的地位及对政策的影响力并未因为政权转移而有所改变，左派报纸所代表的仍然属于亲中人士的观点，它在言论阵地中有其代表性但却缺乏带动民意的力量，而且大部份时间，它与其他主流媒介存在对立的状态，没法与主流舆论透过交流及对话作有机的互动。笔者这里所说的交流对话，是与指和平理性的讨论，而非指责与谩骂。因此左派报章近期不寻常的攻击学者行为，除了紧随中央路线外，亦可以视为争取民意的话语权的表现，亲中报章若不是用非比寻常的力度，主流媒体基本上不会留意，更遑论纳入议题讨论范围。亲中报章要提升其政治能量，攻击反对派自然是策略之一。但公众如何看待这些攻击手法？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谩骂会否适得其反？令人觉得横蛮无理？

学者作为公共知识份子的任务
　　最后一提的是学术界作为公共知识份子的角色。学术研究与大多数社会事务无关，除了少数与社会科学、商业或经济相关的学科外，香港的学者在兼顾象牙塔内出版、研究及教学要求之余，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关心社会议题；而愿意面对传媒的，更寥寥无几。无他，社会事务或媒介的参与不会计算在工作表现范围以内，学者用自己的时间作社会参与，大部份是基于社会良心及对社群的承担。当然亦有出于其政治信念或者是学以致用的，但温和的学术界多数用客观理性的方法对事件作出分析或提出不同的意见，帮助公众理解事件或作出判断。即使有学者支持不同政党，亦代表社会不同界别的不同政见，不明白为何学术界不能有不同的声音。

　　中联办官员与亲中报纸的连串抨击，令无权无势的学术界感到焦虑，学术界虽然习惯面对学术上的批评，但面对这种政治打压却是有理说不清的，这类攻击的确会影响到学术自由。很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会因为怕惹麻烦，会尽量维持「政治正确」而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亲中传媒若对学术界虎视眈眈，写文章或回应动辄得咎，亦会影响学者发表的意欲；即使有学者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亦会顾虑到权贵的好恶，而索性回避所谓敏感的课题，这些都会损害到香港的学术自由和学者对社会应有的承担和责任，到最后都是多元意见社会的损失。

　　学术自由与香港其他的自由是连成一体的，是关乎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问题，过往学术界像一盘散沙一样，对社会议题欠缺明确的立场，这次面对外来的攻击，学者的反应不及传媒的反应强烈，显然学术界对其作为公共知识份子的身份及维持公共空间的任务，是如何温温吞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