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在日渐严竣的新闻生产环境有什么出路

2014-02-14

  《明报》高层突然更换总编辑一事,在社会引起极大回响,除了记协及传媒学者齐声谴责外,大批前《明报》员工、及各大专院校新闻系系会和市民也声援。连立法会也(罕有地)通过一条「捍卫编采独立自主」的议案(相关议案在2008、09及11年提出时均遭否决),足见不同社会阶层都惊觉到事件的严重性。

  事件固然不能以单一事件观之;之前《南华早报》换总编辑、《信报》抽走「独眼新闻」稿件和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被调职,或差不多同时间发生的《am730》广告被抽起等事件的相继发生,显示自回归以来新闻媒体涉嫌遭受审查或自我审查的事件,是前所未有的频繁。但今次事件发生于《明报》身上,从个别案例观之,可以视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进程上的一项「里程碑」。本文试归纳这些事件,参考不同论者观点,从政治经济学分析事件对新闻自由带来的启示,继而尝试探索在这日渐严竣的新闻生产环境有什么出路。

主流媒体自我审查明显化
  自我审查并不陌生;重读香港记者协会出版2007年度香港新闻自由报告已提出,记者面临不同形式的自我审查,包括…。自我审查,本来就较来自权力的审查的隐性,是内部管理层对政治审查的诠释,基于负面想像产生恐惧所作出的编缉性调整,例如将政治敏感的报导或评论淡化甚至抽起。自我审查的结果可能与直接审查的雷同,以往的标示较多在文本上,但其内化的空间可谓无远弗届,除了符合福柯(Foucault)所提出的「内部规训力量」(disciplinary power)外,近年的「自我」审查见于(亲中)投资者对较敢言或与建制持反调的媒体进行经济上阴乾;如2011年的DBC 事件,以至中资机构抽起对《am730》的广告,以及《苹果日报》长期被亲中集团、中资银行杯葛,反映以经济作手段,迫使新闻传媒顺化。但《明报》资深总编刘进图突然以「莫须有」原因被撤换,证明自我审查的「表演」已愈渐明显,以及蔓延至新闻生产的核心—编辑部—甚至进阶至管理层(今次的撤换应该是牵涉管理层最高的一个)。更令人愤怒和慨叹的,事件是发生在以「公信力第一」为座右铭、高举新闻操守、强调高质素侦查报导的《明报》身上,今次的撤换,显然会令其公信力高及捍卫编辑自主的形象蒙受打击。舆论指《明报》素有「红资本」,最终会对其编采方针来一次整顿。

  虽然《明报》总编缉撤换背后的真正动机、及对其编辑独立性影响多大仍属未知之数及流于猜测,但不论猜测属实与否,从暂时的反响中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传媒已被观为「失守」,「变红」的程序几近完成。也重读Noam Chomsky的《政治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他提出传媒面临五种「过滤」(filter):拥有权、广告、消息来源、反响(flak)、及反共产主义(anti-Communism)。今天《明报》及部分较敢言/支持泛民的同业正遭受从拥有权(ownership),到广告(advertising)对其编采方向进行整顿,而从《明报》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中资的政治力量,已经「暴力化」,由幕后干预到前线撤换,或如李立峰兄撰文提到「从后台到前台」,突显由当权者的傲慢。审查与自我审查的界线也越渐模糊。

  其实以经济作为政治操控的手段,也不是中国、俄罗斯等后共产政权的独特技俩;民主社会如美国或南韩,主流媒体也逐渐受大政党支配,在新自由主义论述下越渐向财团及建制靠拢而立场右倾,失去监察政府的能力。以梅铎集团旗下的霍士电视网络,其新闻方针就是向共和党倾斜。香港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政治势力的中央化、令政治与经济更混淆。政治经济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抬头使政府、政党拜金,靠拢财团;但在媒体的语境下,新闻媒体变得巩固现况,为的唱好经济,刺激消费,令商家获利,亦能为政党争取选票。但在政局面临一国的阴霾下的香港,政治与经济的含混不清,只会令舆论更单一,大大损害香港作为两制的niche。有消息指近期一连串对主流媒体的封杀,显示西环正为来势汹汹的「占领中环」备战,对媒体高调施压,以加强舆论监控。总编辑作为消息的把关人,变相就是舆论的总管,因其直接操控/设定什么议题,怎样设定。

另类媒体「第五权」
  主流媒体失守,独立新闻互联网被视为可以补足负起监察政府及权贵的「第五权」。这些另类媒体利用互联网平台科技的低廉成本,可以突破主流媒体的财政制肘,确保编辑自主;其编采方针亦以批判政府及财团及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故政治立场上也倾向亲民主、扶助弱势。自2009高铁事件后,挟着「公民记者」理念,揭示社会不公,着重主流媒体忽视,或以市场最大化为名而摒弃的议题的独立媒体纷纷成立,如独立媒体(香港)、《852邮报》、《热血时报》、香港天乐媒体、D100、USP社运联合媒体、SocRec社会记录频道等。但执笔之际,这些媒体举行记者会,谴责政府拒绝新媒体进入政府活动现场采访,又拒向网上媒体发出采访通知及政总记者证,令人忧虑政府有意打压网上媒体,期望能争取与其他传媒同样的采访权。

  Chomsky提出的「过滤」中,「消息来源」正是特区政府近年操控媒体的重要举措,而新闻网络媒体的非「专业」性,令政府更可以肆无忌惮地禁止其采访。现时在网络媒体中只独立媒体设有「特约记者」制度,目的就是向其外出的公民记者发记者证,使他们能与其他主流媒体有同等的许可及承认。其他网络媒体,基于抗衡记者专业制或政府的限制而均未有此做法。政府近年以不同理由,及以「饭局」、「吹风会」、或设采访区等形式限制新闻采访,重要政府消息以官方新闻处发放,剥夺新闻生产的独立性,使政府(包括警方及消防处等)成为掌握消息及舆论的把关人,违反民主社会中政府、媒体以至人民的互相制衡关系。但见《明报》1月23日在网页上刊登梁振英视察沙田水泉澳公屋地盘的照片,观乎照片对梁氏形象的正面呈现,不禁令人忧虑报章报导政治新闻的中立/公信性(见附图)。

捍卫新闻专业
  香港新闻自由在遭受Chomsky的五种过滤中三项前所未有的控制下,公民社会可以如何突破新闻及言论自由进入冰河期的局面?早前《南方周末》发生同类事件时,机构内员工进行抗争,更获其他省市同业以示威声援,市民游行支持。港视被拒发牌,引发上十万人游行,港视员工在集会中站台,标示着新闻/娱乐媒体怎样与政治扣连之余,更彰显媒体(工作者)在推动民主的工具性。

  如今当权者从拥有、财政、消息来源、文本伸展至管理、从幕后到营前,施行有系统的箝制时,公民社会唯有以更全面的「抵抗式参与」,所牵涉主流媒体工作者不单要施展策略突破机构内的封锁,更要与独立新闻媒体连线,进行消息分享,以捍卫香港新闻的专业性及吹鸡功能。主流媒体工作者更需向社会吹鸡,揭示机构内的黑暗。在今天社会上的舆论战白热化之际,新闻自由状况的最终受益/受害者—阅听人作为消费者及公民—亦需深化第五权的抗衡,利用互联网作为工具及武器,突破消息发放、提升有意义的议题讨论,宣传民主公义的文化价值、动员网民参与社会运动。公民中不同持份者更应在媒体中(不论主流或独立)争取话语权,例如投槁、写给编辑的信,亦建立自己的部落格(blog),充当舆论工作/生产的责任。

  媒体作为通讯及动员工具,在数码年代的今天,在香港的政治语境下更应充分发展成突破自我审查、捍卫言论自由及多元性,推动民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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