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传媒与公共空间

2001-01-15

  继三个月前怒斥香港记者太年青、简单及幼稚之后,江泽民又趁澳门回归一周年,训示传媒要注意社会责任、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再次牵动香港传媒的神经。究竟是否香港传媒愈来愈没有社会责任感,令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出面劝戒,还是中国领导人借故干预?面对江泽民的训斥,香港传媒又应如何自处?本文尝试引入「公共空间」(publicsphere)这个概念,探讨香港传媒在「后殖民时期」(post-colonialperiod)的角色及它们与中央领导人的关系。

江泽民对传媒的期望

  江泽民的演词说:「要求传媒不仅要注重新闻自由,而且也要注重社会责任,在事关澳门(也适用于香港)繁荣稳定、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香港新闻界一定不喜欢这段演词,但江泽民这番话是说出他一直以来对港澳传媒的期望。以前这个期望放在心里,现在「真情流露」,宣诸于口。


江泽民曾严词训斥香港传媒。

  过去五十年,国内的传媒一直遵从马克思共产报业理论去运作,尽管近年市场力量抬头,但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传媒依然是政治工具,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发挥宣传、教育、组织及动员的作用。很明显,江泽民的中国社会主义传媒观有别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媒观,认定传媒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服务和为党效劳。所以,他谈的传媒社会责任,自然是指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期望传媒要照顾社会安定及国家政治利益,这种想法对中国国家领导人来说,是很理所当然的。

  问题在于香港的传媒,一向奉行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运作形式,所以传媒担任的角色与中国领导人的期望并不一致。其实中国领导人在理性上是了解到这个差别,并已尽量克制,在一国两制的前题下包容香港传媒。但在感性上他们不一定能完全接受,故在特殊情形下可能会一不留神而「滑边」(江泽民用语)。上次江泽民情绪激动地教训香港记者,大概属这种情况。


国内传媒发挥党政喉舌角色。

  但今次江泽民有关社会责任论的讲话,是在澳门回归一周年的官式场合发表,看来不是说溜了嘴,而是想得很清楚之后写下的。这反映到香港传媒的表现,并非不符合中国领导人传统期望那么简单,而是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中国领导人包容的限度。他们觉得有需要站出来提点一下,以免香港传媒成脱疆野马。至于香港传媒哪方面的表现出了问题,我们就只能猜测及推敲。有可能是香港传媒批评特首太不留情面,损害到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也有可能是大肆报道游行示威及支持修订公安法,被认为威胁社会稳定。

传媒「公共空间」

  在今次「社会责任论」事件之中,其实江泽民在姿态上很低调,只是向传媒「提点」,而非施压,但毕竟他侵入了传媒「公共空间」,所以引起了传媒工作者的抗议。

  在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中,「公共空间」是一个重要概念,它经过社会理论家哈贝马(JurgenHabermas)的阐释及发展,近年传播学者也经常引用这个概念来探索传媒与民主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民主社会发展的初期,市民大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经常聚集一起,在咖啡店或公共会堂论政及讨论社会事务,形成一个公共空间,酝酿民意,制止政府的施政。随着人口剧增及社会复杂化,市民大众不可能大规模走在一起,于是集会的场地搬到大众传媒,大家透过传媒议政及表达民意,大众传媒成为现代公共空间的主要构成部份。谈起公共空间,一般都是指大众传媒,尤其是它们的新闻报导,是否能帮助大众正确地了解这个世界,并让公众就社会事务作出辩论及发表意见。

  不少学者及政论家都强调,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必须保持开放及公正。如果传媒宣扬偏见及隐瞒事实真相,公共空间就会乌烟瘴气,理性的民意不能形成。公民既不能向施政者进言,也达不到制衡政府的目的,民主政治自然落空。站在施政者的角度,如果传媒作虚弄假或隐恶扬善,他们也无法了解管治实况及民众的真正意向,于是无从制订合乎民情的政策。所以传媒公共空间的好坏,就成了一个民主社会是否运作良好的指标。

  理想的公共空间必须具备几项条件。首先它必须公开及自由,公众能公平参与,自由发言。其次资讯的收集及发放必须完整及客观,能正确地知会大众。再者是提供辩论场地,但意见交流必须理性及具批判性。而最重要的,是这个空间保持独立,不受市场及政治力量的的干扰及操控。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共空间遭到广告及公关等经济活动的蚕食,而在极权国家,公共空间就被赤裸裸的政治控制鲸吞,经济及政治干扰是令公共空间不振的主要原因。

  要建立健康的公共空间,公众必须监察传媒的发展,防止市场力量的入侵。而为政者也应克制,不要在公共空间插上一手。事实上,如果能保持公共空间理性清明,对公众、传媒及政府是三赢局面。有政治智慧的领导人应明白,只有充份了解民意及推行合乎民情的政策,才是巩固政权的最好方法;摧毁公共空间,对为政者的长远利益并无好处。

香港传媒的自处之道

  香港大学一位教授曾引述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我反对你的说法,但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说明江泽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就今次事件来看,笔者也认为江泽民有表述他的社会责任论的自由,而香港人也有权提出质疑。

  香港政府应就此事和中国领导人展开理性的对话,表述维护公共空间独立的重要,同时厘清社会责任及国家利益的定义。其实任何地方的传媒工作者及公民,都会同意传媒要负担社会责任及保卫国家利益,问题是由谁去界定何谓社会责任、国家利益及民族大义。香港政府忧虑的是中央政府单方面的诠释,如果香港政府也有参与界定的份儿,大家就会觉得比较适当。例如香港不少报章社评提出,传媒做好监察政府的工作,就是尽了社会责任。这个意见若为中国领导人认同,就会减少争论。当然要取得双方共识,是需要长时期的对话及互相体谅。

  可惜笔者发觉部份香港传媒近期似乎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像一头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惯常性地拼命还击。这样未免反应过敏,轻者浪费精力,重者破坏了和中央的关系。当然香港传媒在保卫新闻自由方面不可松懈,但应该避免情绪化,沉着应付,以不卑不亢的冷静态度回应。

  其实江泽民在他的演词里谈到传媒时,首先就肯定了要注重新闻自由,显示他理解到香港人很重视这一点,而且其后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也显露了他的克制及礼貌。面对处于强势的中国领导人,位于弱势的香港政府一方面立场要企稳,另方面态度应良好,心平气和展开理性对话。我们很难要求一生受社会主义薰陶的中国领导人放弃他们的社会主义传媒观,我们应向他们推介不受政治干扰的传媒公共空间的优越性,并揭示他们若要真正了解董建华管治实况,就必得依赖传媒独立的报导。能做到的话,他们尊重香港传媒的自由主义式运作的机会也会相应提高。

  九七以后,香港步入「后殖民时期」。后殖民社会的开始,表示了一个社会陷入新一轮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挣扎。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必须冷静地反思,寻索在黑暗中缓步前行的路向。在这个历史交叉点,传媒的角色很吃重,因为它可以引领社会反思,同时提供辩论的公共空间,让民众就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交换意见。香港传媒不喜欢江泽民指指点点,但它们是否也应反省,在过去几年究竟对后殖民香港作出了什么贡献?对建设健康的公共空间是否有尽力?而在未来又能发挥什么正面的作用?传媒如果做好本身的工作,就能减少外力干预的口实。江泽民说过「闷声发大财」,看来香港传媒也应多思改革,埋头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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