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深入家庭,家传户晓。
韩国流行歌手及影视明星成为亚洲新一代偶像。
韩片《我的野蛮女友》挑战传统性别形象。
自从二零零零年下旬,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在香港取得空前票房后,韩风(或韩流)就在香港及其他亚洲地区刮得热烈。虽然近期这股流行文化风暴似有趋弱之势,但韩风所带来的对亚洲普及文化现象的反思,是值得深究的。本文尝试以下方面探讨「韩流」这个流行文化现象:(一)分析韩流在亚洲地区成功的原因,并讨论「文化接近性」所扮演的角色;(二)引用「传媒全球化概念」,讨论韩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及(三)以韩风的经验,探讨不同地方输出当地文化产品的可能性。韩国流行歌手及影视明星成为亚洲新一代偶像。
韩片《我的野蛮女友》挑战传统性别形象。
韩风飒飒的威力
对韩风的研究,通常将其成功与日本在亚洲地区流行情况比较。「东洋」文化早于七、八十年代风行于台湾及东南亚;香港追逐日本潮流早已是不争事实。日本文化霸权在学术讨论中已辩论亚洲地区是否出现「日本化」(Japanization),以抗衡一向以美国、西欧主导,源于「西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文化霸权。虽然讨论指此结论言之尚早,但也反映日本流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深远影响。
反观韩流的威力,就来得突然和全面,较日风的潜移默化,韩流的规模就显得有系统及策略。以首先为人刮目相看的韩国电影为例,继《八月照相馆》后,《快乐到死》和《漂流欲室》更在同期电影中取得极佳票房(后者更在新加坡占据第三名票房位置),及至挑战传统性别形象的《我的野蛮女友》及《我老婆系大佬》所引发的社会舆论,且掀起了后期《大佬》电影类型的潮流,均令港产电影失色,更导致本土观众叹息。港产电影,尤其于六十至七十年代末于亚洲电影市场的锋芒日子经已一去不返,与意识大胆的韩国电影及挑战传统观念的韩剧大相迳庭。
随着有线电视于二零零一年以一百万购得在其频道上广播后,不单打破像日剧主要靠VCD流行的成规,将韩剧介入家庭,还开创了韩剧热。但持续流行且更雄霸青少年市场的,要算韩国流行音乐。K-pop现今较J-pop、Canto-pop还要「酷」的原因,是其大量混入黑人街头hip-hop音乐的风格,「较J-pop更hip,较广东歌更pop。」K-pop所创造的偶像如H.O.T.、朴志胤、安在旭等,更被时装界罗致,于二零零一年来港,在一个国际时装展中充当模特儿,推销韩国时装。另外,当手提电话市场已饱和之际,韩国品牌如SAMSUNG等,承接韩国偶像的声势,大卖广告,在手电市场也能与NOKIA一拼。
由此可见,韩国文化产品在港流行是在其多元化,承接突然冒起所产生的震撼陆续推陈出新,造成韩风的威力。但在此亦不得不提出这次韩风的成功,也有赖南韩当局资助。南韩在一九九六年以前采取的是较内向的本土媒体政策,但随着国家需要振复经济,逐渐对外开放;另一方面看到日本流行文化在亚洲市场的成功,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文化收益,遂在一九九八年开始资助电视及电影的拍摄。而我们所看到近年家传户晓的韩剧,就参考日剧的那种时尚性,而摄制韩国国内也称呼的「时尚剧集」(TRENDY DRAMAS)。当这些传媒产品推出的时候,正正填补了日剧潮流开始转弱的趋势、观众需要新惊喜的空隙。而其他文化工业,例如时装、汽车及潮流产品,更利用跨传媒文本的相互关系,令韩国产品在亚洲地区炙手可热。
「文化接近性」作为成功原因
「韩风」的威力,固然为一贯有关「全球化」以及「文化侵略」的讨论带来新冲击;日本文化对邻近地区的影响已是不变定论,甚至美国对袋魔怪(POKEMON)在美的成功也啧啧称奇,但韩风在台湾、中国、香港,甚至远如越南、印度、巴西及欧洲,成为收视冠军,令学术界不禁质疑其成功的要因。不少讨论都将其在东亚地区流行,归功于韩国与这些地区的文化接近性。国内不少报章,如《沈阳晚报》、《羊城晚报》等,都以韩剧「着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处理细致,充份彰显儒家精神」作为其成功的主要成因。
笔者在对日剧与韩剧作研究时,询问了不同年龄及族裔的香港观众。较年青的观众都同意,日、韩剧集中男女主角都是黑发黄皮肤的亚洲人士,较西方剧集更有认同及亲切感。但同属亚裔产品,香港观众对日、韩剧就有不同观感。部份观众批评韩剧剧情过于煽情老套,缺乏时代感,没有日剧那种更时代性的节奏及西化的外貌。诚然,较年长的观众就欣赏韩剧那种对情的执着,以及推崇两代关系的怀旧味道。国内某些报章更认为韩剧较日剧更真实。而笔者在研究中更强调,日韩剧较本土剧集更优胜之处,反而在于其异地性,既相似但又不同(生活习惯、环境、处事方式)的交错,增加了观众的想像以至代入空间,所以单就文化接近作为韩剧成功的原因,似乎过于简单化;文化接近性必须强调其文化距离,才可充份解释韩剧的流转能力。
日本学者岩浏功一亦对这些以海外市场推销为主的剧集,以至K-pop的本土气息,作出质疑。他认为,日剧可以在台湾如此成功不是日剧本身的文化接近性,而是本土观众认为日本文化产品的西化味道浓厚,才拥抱这「外国」文化,意即本土观众先怀有崇尚外来文化的心态,故将日本产品吸纳以至「本土化」。
而进一步将外来产品「本土化」,乃将电视剧等传媒产品加入不同的阅读。正如上面提及,香港观众跟随不同年龄,都对剧情、人物,有不同幻想。将自己代入剧情,又或将之放诸其日常生活中的检视。正如较年长的女性观众,会由强调家庭关系温馨的剧情,联想到自己的温馨回忆。笔者对本土观众对日剧的阅读研究中也发现,本土观众不只单纯的只接收剧情,还主动的注入新的意义,例如把剧中的「海」,视作「心灵的空间」,或「人生的目标」;而这些观众更会将「海」放入他们的日常生活话语里,问他人∶「你找到你的『海』没有?」,充份反映本土观众接收上的创意,而这种创意更间接沿自这些「近似但不同」的日剧所提供的「文化距离空间」。
文化产品的「文化芳香」
其实,有关文化接近性的讨论,可能越来越难具说服力。所谓「文化芳香」,乃认为不同原产地的文化产品,皆具有/隐藏一定当地拥有的文化特质,岩浏功一亦以此定义为「文化芳香」。以韩剧、韩国时装及K-pop为例,它们具有怎么样的韩国芳香,很难定断,尤其后二者可能只是将美国流行音乐及时装本土化的后果。再者,近年多个原产地,包括日本、香港、韩国及台湾也兴起跨国合作,继日、韩合作《FRIENDS》电影外,香港偶像参与日本剧集,香港与南韩更将有合作,将令这个「文化芳香」的讨论更为复杂。这些合作最终达到的也是商业目的,想透过跨国合作来打入市场,而亚洲电影更热切地进军美国、欧洲等国际市场(金喜善、河莉秀也在商议拍荷李活电影)。这些混杂出品(HYBRIDIZED PRODUCTS),以国际市场为目标,更不会太执着于彰显当地的文化气息,务求能获得国际观众的认同。
因此,强调某传媒产品的「文化芳香」将很难。甚至,当这些「混杂」后的电影及电视剧在亚洲地区流转时,这些产品有否亚洲的背景,也难定论。目前,有关传媒全球化的讨论也更集中在本土化的可能性,更甚的也就是不同地区合作而成的混杂性 (Glocal)。至于这些由文化原来颇接近的原产地合作的产品,怎样呈现其混杂性,就更需深入研究了。
全球化商品流转的象征
不少人问,韩国文化越演越烈,是否意味韩国文化侵略香港,以至亚洲?诚然,自韩流袭港后,报读韩语的收生率以倍数增长,以韩剧取景地点作主题的旅行团也如日方中。加上近年兴盛的韩国滑雪团,诚然能深化外地观众对原本鲜为人知的韩国的认识。但对于韩国历史、民族精神、思想行为模式,以至价值观、就因人而异。对韩国的想像,大部份也只靠零碎没有系统的传媒呈现中凑合。
上述讨论,反映﹁亚洲文化产品﹂是否成为一重要及既定现象的讨论所蕴含的复杂性∶我们一方面察觉不同亚洲地区陆续成为在这地区的重要参与者和输出国,而其主要在亚洲区也带来一点影响,为其他原产地区提供加入这洪流的鼓舞及压力。随着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变迁,亦会看到以青年为目标的全球商品文化在亚洲区兴盛;不论时装、流行音乐或其他产品,也可能趋向单一化。而承着这亚洲潮流所生产的传媒产品,也可能趋向放诸四海皆准的方程式∶爱情、动作、恐怖、共冶一炉,又或者在音乐上以欧美音乐作为参考,加上靓人靓景,主角均是流行音乐偶像。故此,谈及这些产品的「亚洲性」,其影响是否媲美欧美潮流,以至这些文化产品在个别本土地区所产生的回响,恐怕言之尚早。
如果要说韩流可以对本土带来反思的地方,可能就是本土媒体及文化工业怎样可以提倡有创意、可以媲美日、韩文化产品,也能发挥本土性的作品。香港的电影工业现今急切谋求转变,香港也不断与日本、韩国、泰国等地合作,但至于本土观众为主的电影及电视剧,仍有待发展「创意」。「创意」是否只谈资讯科技、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文化工作者应培养什么观众、文化教育如何推进,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深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