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营广播的借鉴

　　还记得九五年九月在汉城参加AMIC（亚洲大众传播研究及资讯中心）学术会议，第一次见到王晓祥先生，该会议主题为「媒介环境转变对亚洲公共节目的影响」，王先生在会中展现了台湾公共电视建立独立电视台的大计及美好蓝图，也肯定获得与会人仕的赞誉。在亚洲各国之中，由于国家资源不足及媒介帝国主义（特别美国）的高度商业垄断，独立自主的公营电视，仅存在于日本，台湾在这方向能发展起来，肯定是个新的典范。根据王先生当时的计划，台湾公共电视应在九六年下半年就可开台，但到了九七年，除了经历了试播之外，竟在四月十六日党政协商会议之中，遭遇另一次滑铁卢，实在是使人惋惜的事。讽刺的是：是否正正因为台湾媒介环境在急变，而使公共电视成为牺牲品？

在亚洲区能享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公营广播，目前仅有日本的NHK。

台湾传播文化环境极端

　　不错，台湾电子传媒踏入了九十年代，的确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内在的政治因素，也有外在的社会因素，直至八十年代台湾国民党还是能一党独大，但到了如今台湾政治已经到了多元化（或更确切是两极化）的局面，特别民进党在市及县的层面，能够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在政治方面出现的变化，也在大众传媒之中反映出来，原来党、政、军以「商业」模式控制下的三大电视台，也要面对「地下」有线网络的挑战，后者和民进党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也象征更多元化的发展。此外，还有CTN及TVBS以卫星的模式从天而降，台湾电视文化像是踏入了新的多元化纪元，这个新纪元是否可以给予公共电视一个生存的空间呢？

台湾群众支持成立公共电视，呼吁政府尽快通过公共电视法。

　　其实，这表面上是多元化的局面也可能是个假象，台湾电视的「战国时代」只是两种模式的揉合，一方面是政治团阀的角力，另一方面是纯粹商业的发展方向。政党协商会议之中，可能也是存在这种考虑，第一是国民党及民进党已经满意以三台对有线网络的对峙形式，不想又多一个分散政治注意力的「公共电视」媒体，另一方面是「公共电视」明显要政府承担，削弱三台与有线的商业生存空间，故此以「最低经费支持」及「小而美」的反建议来招架。在政治角力及经济利益考虑之下，「公共利益」有所牺牲也就「自然难免」。

　　其实这一切只反映台湾传播文化是处于党阀及高度商业化的纯消费娱乐的两大极端，并非是健康的传媒文化环境。TVBS的成功，就说明纯商业的前途似乎更「光明」，党阀政治可能会为社会大众所离弃，但这只是由一极端走到另一端，由火锅跳到火炉之中。健康及多元化的传媒文化，需要经营及发展，放弃「公共电视」也就放弃这个信念。

香港公营广播具平衡角色

　　回顾香港，可幸香港并不像台湾这样高度政治化或政治两极化，也未能甚至不可能出现党阀的政治形态，或最起码我们还未出现由党阀控制大众传媒的现象。当然，这种发展完全和香港长久以来有高度新闻自由有关，连港台在七十年代开始都能走上编辑自由的路途，不像台湾长久以来新闻局的箝制，酿成一党独大及新闻垄断的长久局面，而变成在九十年代失控，使民进党以同样统一口径来抗争的党阀相争的局面。

　　经历了长时期的商业化模式，香港公营电视的任务较简单，并非像台湾要踏政治及商业之间的钢线，而是只要面对商业电视高度娱乐及官能化的恶果，作出平衡。

　　事实上，九七年后，香港若要清洗殖民统治下过度非政治化的模式，应该多摆放与政治议程相关的节目。但明显无线、亚视和港台均可共分春色，一方面可容许多类形制作、节目内容的竞争及多渠道播送，以免和政治议程相关的节目变成单一化或僵化。

蔑视公众利益引以为戒

　　最后，无论台湾的公共电视也好，香港电台的公营广播也好，大家的目标最具一致性的，是在政治角力和纯粹商业娱乐之外，还有极大片及不容忽略的开拓空间，正如王晓祥先生所强调的「文化、教育、艺术及科学等」，特别在九七当前，我们要为香港人的文化及社会身份作出总结，及更要为这身份塑造出美好的将来，使香港人成为值得自豪的中国人，就如香港应该是中国领土值得自豪的一部份一样。

　　台湾公共电视若真是胎死腹中，只说明党阀政治加上商业利益的两只魔爪之下，蔑视真正社会长远公益，我们香港只能引以为戒。庆幸我们的媒介环境还比较纯洁，还是应以处变不惊的心情来支持港台公营广播走独立自主的路途，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及民众的真正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