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杂感──反思香港新闻业界视野

　　离开香港十个月，回港后不少朋友见面都问：在美国工作生活一段时间，有什么收获？一个简单问题，要说得清楚却不容易，简单地说，只能说是见识见识吧！

　　见识到的是较近距离地观察美国的政治制度，如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之余，仍能保持社会的有效运作。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但面对两党势均力敌的国会，小布殊也不能不作政治姿态，强调两党合作，建立共识政治。面对大选后的社会分化局面，政治领袖不得不作出妥协：从内政措施，例如减税；以至外交政策，例如与中国关系；经过多月来反覆起伏，最终还是回到较温和的中间路线。

成熟社会政治文化

　　放诸四海，政治领袖每每登上权力高峰后，都想订下宏图大计，在一个成熟的体制下，最后也要面对制度的制约，不得不考虑政治现实，政策决定不能与社会上大多数人意愿有太大差距。

　　民主政治做「秀」的味道虽然浓厚，但具高透明度下，选民能清楚作出判断，区分政治与现实，以平常心看待政治，作为生活的一部份，表面上吵闹纷乱，社会上却如常运作，各种团体组织真正能发挥公民社会的自我完善力量，相对不少发展国家，美国政治的稳定，并非偶然。

　　面对人口组成愈趋复杂，美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种族冲突危机，从东岸至南部，中部至西岸，彷佛像到了不同的国家，要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实在谈何容易。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级选举投票率均有下降迹象，去年年底美国大选的全国辩论，收视也有下滑现象。

　　但无可否认，美国民主政治参与的传统文化十分深厚，各人珍惜自已的公民权，也接受和尊重经正式合法程序选出来的总统，不少选民可能认定选举过程有问题，总统就职典礼当日，沿途不少示威抗议声音，但最后也没有演变成什么政治暴乱，这点与美国具有公众信任的政治司法架构、成熟的社会政治文化不无关系。

传媒彰显清晰信念

　　朋友说美国有三大权力架构，除白宫和国会外，便是传媒，在这权力关系中，智囊组织又扮演着独特角色。美国传媒无论是电视媒体或报章，在整个政治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主要的全国性媒体是政治人物、政府官员、学者、利益团体争取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也同时是他们争取支持的主要对象，每届总统大选前，各主要媒体分别公开各自支持的候选人，说明了传媒的重要影响力，也反映出传媒自觉和自我肯定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

　　出现这种现象，与美国社会深厚的意识型态传统有莫大关系，传媒作为社会一份子，自然有明显的倾向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主流传媒有自已清晰的信念，作为推动办报的力量，建立报章形象和性格的基础。

　　相比之下，香港媒体数目与人口比例不比美国低，但表现出来的多元性，却显得贫乏，在商业原则挂帅下，主流中文报章面貌越来越模糊，称得上知识份子报纸也就绝无仅有，这到底是社会变了，或是传媒变了，一时间也说不清楚。

智囊组织具影响力

　　美国各种各样的大小智囊组织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一个独特组成部份，对香港人和不少外国人，都是十分陌生而新鲜的事物。这些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可分成全国性和地区性两种，全国性的智囊组织差不多全部在华盛顿。不少人称华盛顿为全球的权力中心，因为华府的不少决定，都具全球影响力，从这些智囊机构的研究力量和影响力来看，华盛顿亦可称为全球的政策研究中心。

　　这些由各种基金资助的研究组织，往往能吸纳不少具国际知名度的学者、官员，以及传媒工作者，长时期进行研究、交流，结合学术和实际环境，为各种政策提出既有学术研究基础，又具备实用可行性的建议，丰富整个公众和政治精英间的政策讨论，也为整个相当政治化的环境，创造更大的政策空间。

　　当然智囊组织不少也具政治色彩，真正无党派、政治倾向的只是少数，大部份都具清晰的政治、意识型态倾向，他们不少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有打正旗号，宣传某种政治取态。这些组织透过传媒、自己的互联网和刊物，对各种社会、外交政治、全球性问题，提出分析、建议，争取对这些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力。而基于绝大部份的智囊组织都由基金组织支持，要争取支持，只能以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在制度内外，能发挥影响力。

　　智囊组织与各党派、商界和有关组织关系虽然千丝万缕，在一个高透明度的社会，加上传媒监察，这些组织的实际影响力，往往也只能建立在高素质、具洞悉力的研究结果上。

传媒业界扩阔视野见识

　　也许是记者特质，对每件新鲜事物都有点兴趣，多年从事政治新闻报导，跑到太平洋的另一面，看到另一个国家的一些政治、社会现象，往往也把它联想到香港的现实环境。毕竟各个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程度虽然不一样，面对的问题却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对帮助思考一些问题，不同阅历能创造多一点的空间。

　　传媒工作者大部份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很多时是熟悉的环境下工作，透过文字、语言，将当地发生的事，传递讯息，把事件作各方面剖析，或综合，或切割，提供一点看法。生活在具有国际都会特色的香港，讽刺的是传媒工作者以至整个社会，都不见得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对地区性和国际性事务有基本的认识。

　　回归后，传媒界一个重要的发展是，本地传媒主要是电子传媒，实际上是多了一些采访中央领导人外访的机会。面对不少新的外交政治课题，不少采访记者是跑本地新闻的熟悉面孔，也难寄望能短时间掌握到复杂的外交问题。

　　九七前后，不少传媒老板都想把目光放到香港以外，寄望于大陆市场或是全球华人的中文报章，每每从市场出发，却忽略本地的传媒工作者是否具备较广阔的视野和见识、多元化的训练和经验。不改善新闻工作者训练和经验，最终将局限本地传媒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