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识与客观报导──论美国传媒对911的反应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三个星期，国际传媒出现了不少对美国媒体的批评，指他们对世贸中心惨剧及美国政府的反击政策的报导不客观中立。

　　事实上，美国媒体一面倒支持布殊政府及其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在世贸中心受袭后不出数小时之内，美国媒体已接受了布殊政府对事件的定位，认为对华盛顿及纽约的袭击是有人向美国开战。「珍珠港」的类比很快就出现在电视的讨论上。ＣＮＮ的报导标题为「美国受袭」，后来又转成「美国的新战争」等。一时之间，唯一认真讨论究竟这袭击是否战争行为的人，似乎就只剩保险业者了。

传媒立场一面倒

　　几个星期以来，美国主要媒体上对布殊的讽刺或批评几乎消声匿迹，在《华盛顿邮报》上专门评论传媒的Howard Kurtz指出了传媒对布殊的态度急剧转变，但他并没有批评这种情况，反而说：「这当然没有问题。……如果市内唯一的新闻是布殊在恐怖袭击后手忙脚乱，他现在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了。所以他是以稳健的表现赢取赞誉的。」

　　当然，美国国内存在着反战声音，认为美国不应以牙还牙、布殊的强硬立场可怕，但美国传媒对这种声音的报导，却有淡化甚至丑化的现象，九月二十一日《纽约时报》对美国一百多所大学里出现反战集会的报导是颇有代表性的例子。报导虽然提到或大或小的反战集会，但文章从一开始就已经强调，这群大学生是未尝面对过战争的新一代：「对他们来说，海湾战争是在小学时发生的事，越战是课本里的一章，二次大战则是卖座电影及畅销书的题材」。文章里形容「在很多校园及其他地方，学生以几乎浪漫的话语，说要让他们的一代成为最伟大的一代。」结果，无论是支持或反对战争的学生，都被形容成在温室里长大的受保护群，一时间不知所措。

　　同时，美国媒体对阿富汗及首号疑犯拉登的报导也有不尽不实之处。例如美国传媒对拉登的背景的处理。拉登在八十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与美国政府有紧密的关系。美国媒介在描述拉登生平的时候，却很巧妙地回避这一点，如《华盛顿邮报》九月二十七日对拉登的背景介绍：「苏联于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美国提供金钱及支持予那些尝试对抗苏联的人。另一个希望苏联离开阿富汗的人就是拉登。他资助那经年而可怕的对抗苏联的战争，直至苏联在一九八九年离开阿富汗为止。」这样，美国政府和拉登的关系，就只是曾经志同道合，分别在支援同一战争，两者之间并没有更直接的联系。

新闻媒介共识领域

　　但我们可以怎样去理解美国传媒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否只是因为美国的新闻从业员放弃他们的专业操守？

　　九月二十五日，美国ＣＮＮ的财经网站（cnnfn.com）刊登了一篇文章，谈论路透社当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声明中说：「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我们严谨地遵守了我们一百五十年来按照事实的、不偏不倚的报导方法，并维持了我们长久以来拒绝使用煽动性字眼（emotive terms），包括『恐怖份子』（terrorist）及『自由战士』（freedom fighters）的政策。」可以想像，美国传媒对这做法并不欢迎，ＣＮＮ财经网站执行编辑Allen Wastler批评路透社「让一种误导性的客观性原则，导致对事件的扭曲」，是「过份政治正确及敏感」，并指「进行荒谬的语义分析，只是否定痛楚而令创伤加深」。

　　如果传媒讲求的是客观，那么用「恐怖份子」一词是否客观？路透社的「按照事实」和「不偏不倚」固然道出了客观报导的两大原则，但这两个原则的运用却视乎一样事物是否被看作「事实」，抑或只是一种「意见」或「价值判断」。若一样东西是事实，就需要「按照事实」来报导。若是判断，就应该「不偏不倚」，方法就是同时刊登正反双方的言论，又或是两者言论都不报导。路透社认为「劫机者是恐怖份子」是一种判断，因为在冲突中，一方认为是个恐怖份子的人，另一方却可能认为是个勇士，所以这名称不宜使用。ＣＮＮ的编辑则认为「劫机后撞向大厦杀死几千无辜平民的人就是一个恐怖份子」，是铁一般的事实，应该直接说出来。

　　用传播学者Daniel Hallin的讲法，社会上各种各样事物分别存在于三个领域当中，最中心的是共识领域（sphere of consensus），包括那些大众都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或认为是对的判断。第二个领域是合法争议领域（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包括了那些社会上人们并没达成一致的判断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有多种被视为合理的意见，可以有理智的讨论。第三个是越轨领域（sphere of deviance），就是指那些被社会上普遍认为是错误和不道德的事物和行为。

　　新闻媒介对这三个领域有不同的处理手法。当一样东西属于共识领域的时候，传媒的客观报导就是去突显其事实性或共识性；当一样东西在合法争议之内时，传媒的客观报导就是去报导各种不同的意见；而当一样东西在越轨领域时，传媒就会对其作负面报导，或一于置若罔闻。

　　Hallin同时指出，对美国传媒而言，尤其在外交政策上，究竟一个问题是否在共识领域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的政治精英群。如果政治精英意见一致，那传媒也会跟从政治精英的共识，如果政治精英之间出现意见分歧，传媒就会将这分歧报导出来，而这分歧也会让民间各种不同的声音提供了空间。Hallin对美国传媒在越战时期对反战运动的报导进行研究，就显示了反战示威只是在当政治精英中出现了反战声音后，才被传媒较大篇幅及较正面的报导出来。

　　美国传媒在九一一后三个星期对事件的报导，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Hallin提出的模型。在事件发生后，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纷纷表态全力支持布殊，布殊九月二十日晚在国会的演说中有多次的鼓掌。当国会决议授权布殊对任何人行使军事武力的时候，参众两院以九十八对零及四百二十对一的票数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根本难以想像美国传媒会腾出空间给予反战声音。不过，只要当政治精英间有矛盾的时候，传媒便会将争议报导出来，如布殊政府内部所谓「鹰派」和「鸽派」之争，又或是国会对政府提出有关增加国内执法机关权力以打击恐怖份子的议案持保留的态度，传媒都亳不犹疑的作显著的，不偏不倚的报导。

民意调查的意义

　　当然，在九一一惨剧中美国传媒所面对的不只是政治精英的共识，还有民意对战争的支持。《纽约时报》九月二十五日报导他们和ＣＢＳ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百份之九十二的被访者支持军事行动。更意味深长的，是百份之二十七的被访者预计一旦开战，美军的伤亡会高于五千人。然而在这一群被访者中，仍有百份之八十支持战事，这大大有别于海湾战争时民意调查的结果。

资讯的自由流通会否成为国家作战的牺牲品？

　　当然，这些数字极可能高估了民众对战争的真正支持度，因反对战争的人可能不会愿意对访问员说出来。不过，另外一些民调数字则明显地反映了事件对美国人造成的不安。ＣＮＮ、《今日美国报》及Gallup调查公司合作的调查则发现百份之五十八被访者赞成在机场特别对阿拉伯人进行较严格的检查，百份之三十二赞成对他们进行「特别监视」。同时，ＣＮＮ及时代杂志的民意调查亦显示百份之二十九的被访者赞成警察可在街上随便截停市民查问及搜身，百分之五十七支持所有美国人持身分证。这些香港人见惯不怪的东西，在美国的传统却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这些数字显示出的是美国人对这次事件的反应，并不是单单的所谓Rallying effect（即在战争或灾难时民意集中支持国家领导人）。虽然有没有长远的影响还是言之尚早，但至少事发后的一阵子里，事件已影响及不少美国人对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坚持。

　　传媒不是一些能独立于社会及政治气氛的机构，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价值判断、什么才算是客观报导，新闻工作者并非经常有空间去作独立的判断。当然，在一些个别及细节问题上，美国传媒的确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有更好的处理。但在赞成或反对战争这基本问题上，当从华盛顿到全国，从绝大部份的政治精英到大部份平民百姓都倾向战争的时候，在美国传媒看来，支持战争大概就是客观报导所要求的东西了。

　　这当然并不代表笔者认为美国传媒的报导合理。而且美国传媒现时的问题，并不只在于主战或反战。对全国团结一致的诉求，已令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看门狗」（watchdog）的责任放在一边，例如美国政府究竟掌握着什么有力证据指拉登涉及是次事件？美国传媒并没有高调要求政府公开有关资料，反而是由英国首相贝理雅、北约高层，以至巴基斯坦政府来告诉美国人证据的确充份。事实上，到十月初为止，对这些所谓机密资料透露得最多的，是贝理雅而不是布殊。但这主要也不是英国传媒的功劳，而是英国国会对其首相施加了一定压力所致吧。一个国家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资讯的自由流通当然是主要牺牲品之一，究竟美国传媒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就有待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