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的政治：美国传媒怎样面对资讯管制?

　　在战争及恐怖袭击的阴影下，美国民众正需要大量资讯让他们对目前的情况作出判断。事件中，美国政府是最重要和最「可靠」（至少对美国人和美国传媒来说）的消息来源。但任何一个正在参与战争的政府都会对资讯进行管制及特别处理。如何突破新闻封锁、应付政府宣传，及处理敏感资讯，对传媒来说都是重大的考验。

政府的新闻管制

　　自九一一以来，美国政府收紧资讯发布，被视为不能随便发放的消息大概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有关军事行动的消息。那些会影响到军事行动成功与否的消息，自然不能随便公开。但保密的界限应怎样界定？现在美国各大传媒都有记者被批淮登上阿拉伯海上的美国战舰作采访。但《洛杉矶时报》的David Shaw就批评政府不让记者接近地面部队，也不让记者进入地面部队出发的基地。同时，政府又不愿意提供更多有关军事行动结果的资料。美国传媒普遍认为，政府不愿意提供更多资讯，将防碍美国民众理解战事的进展及成果。

　　第二种不能随便发放的消息是那些被视为可能被恐怖份子利用以策动袭击的资讯。在九一一之后，美国政府各大部门纷纷在他们的网站上抽起一些平时向市民提供的资讯。例如在交通部门的网站上，全国交通基建的地图在九一一后被抽起了。另外，能源部门也抽起了网站上有关美国核子发电厂的资料。美国政府不是要将这些资料完全保密，一般公民仍然可以向政府索取有关资讯，但将它们从互联网站上取掉，仍可能会对一些市民做成不便，有论者就批评政府的做法是反应过敏。

　　第三种消息是那些和战事或外交政策有关，而被视为会影响美国政府形象，以至影响美国人民对政府支持度的资讯。早阵子阿富汗政府开放一些被误炸的平民区予美国传媒采访，美国传媒却之不恭，美国政府就批评传媒不应被利用成对方的宣传工具。对于阿富汗的平民伤亡，报章及电视台均有报导，但报导未算显著。在报导时传媒亦将消息处理得十分谨謓。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而来的消息，传媒都不忘强调那些伤亡数字「未经独立查证」。这处理本来是值得推许的谨謓做法。但实际问题是，向谁独立查证？美国政府不否认有误炸平民的情况发生，但强调军方已尽力减轻无辜的人命伤亡。这说法又应怎样去「独立查证」？

传媒抱持谅解态度

　　传媒有责任确保公众的知情权没有受到不必要的侵犯。美国传媒不是没有就以上几方面向政府提出抗议，但资讯既然是掌握在政府手中，传媒可以用来逼使政府就范的方法，就是在新闻报导中向政府这些举动作显著的评击，但美国传媒本来就倾向支持政府的军事行动，并不愿意破坏现时美国国内的团结气氛，所以他们又不愿意向政府肆意批评。结果，传媒并没有太多「筹码」可以用来和政府交涉。

　　没有美国传媒中人会愿意放弃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这些原则，但在是次事件中，传媒放弃了的，是对政府采取对立的姿态。例如刚才提及的David Shaw的文章，虽然对政府有批评的地方，但亦同时强调传媒其实愿意和政府合作。

　　美国传媒对政府在是次战争期间对资讯流通所作的特别处理，可说是抱持着非常谅解的态度。所以，当美国军方十月底与公关公司The Rendon Group签订一纸为期四个月，价值约四十万美元的合约，让该公司处理一些是次战事的「形象问题」时，美国大部份主流传媒都对这合约完全没有作出报导（笔者是从英国《卫报》及新闻评论网站zmag.org上看到有关消息的）。虽然这合约不是什么大新闻，但美国传媒对它的忽视，或多或少显示了他们视政府进行宣传为正常甚至必要的举动。可是，一旦传媒不愿意高调批评政府，不愿意质疑战争的合法性，传媒便没有什么办法逼使政府发放更多资讯。不对政府的公关宣传策略作批判性的处理，就差不多是鼓励政府发放假消息，传媒亦可能不自觉地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

　　现时，美国传媒每天都对事件作大量的报导，但真正重要的资讯其实不多。有关战争的资讯，绝大部份都像电视新闻中展示的那些国防部所提供的卫星图片一样，都是片面的官方资料，靠几个前军方将领来分析，给人的感觉仍是似是而非，「信不信由你」的。

制造不必要恐慌

　　最后一种政府视为不能随便发放的资讯，就是有关恐怖袭击的警报。当情报机关得到一些难以证实的消息，指有人正策划恐怖袭击时，政府应否将消息公开？公开之后，传媒又应当怎样处理？

　　这种警报比以上三种资讯所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传媒面对的不单是政府封锁讯息的问题。事实上，政府内部对应否将这些资讯公开也感到头痛。例如在十一月一日，加州州长戴维斯披露联邦调查局向各州发出的警告，指在未来一星期内可能有组织会向全国各地的一些吊桥进行攻击。戴维斯更「点名」指加州的四条大桥是可能目标。但联邦调查局急忙澄清，指情报中并未有很有力的证据显示袭击真的会发生，一些联邦官员更批评戴维斯反应过敏。亦有论者就指出联邦调查局的警报中并没有指明可能遇袭的地点，质疑戴维斯凭什么说金门桥等是袭击的目标。州政府官员其后出来澄清，指戴维斯只是推测一些可能遇袭的目标而已。而戴维斯后来则回应，强调自己公开消息的做法并无不妥，他指出若袭击真的出现，而自己未能事先向市民发出警告，他将会非常内疚。

　　一天之内，传媒要面对官方众说纷云，要弄清谁是谁非。然后，传媒又面对跟政府所面对的同样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处理这些有关恐怖袭击的消息，才可以让市民有所防范，但又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例如在炭疽菌事件上，传媒大篇幅的报导，着实是加深了美国人的恐惧。在美国传媒上，看似近在眼前的炭疽袭击比起远在天边的轰炸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终于，传媒也开始自我反省。有评论员指传媒将凡是带有粉末的信件都作大篇幅报导，有制造恐慌之嫌。另一位评论员说得更好，指炭疽菌其实不具传染性，但恐惧及歇斯底理却是极易传染的，若真的有恐怖份子成功地制造了恐惧，那实有赖传媒的帮助。

　　资讯是「不确定性的降低」，这是传统的资讯理论中对资讯所下的定义。到底战争的进展如何？战争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恐怖袭击再出现的机会有多大？如此种种问题，美国以至全球的民众都希望得到一些确定而且是正确的答案。但美国传媒受制于自己在事件上的基本立场、受制于政府的新闻管制、亦受制于传媒本身一些夸张渲染的倾向。结果，传媒是供了的资讯降低不了不确定性，又或是导致了错误的确定性，也难怪仍有那么多美国人无视阿富汗的无辜灾民，仍然如此支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