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日本记者俱乐部

　　日本的记者俱乐部是世界上独特的组织，它既是记者向政府争取采访自由的集体谈判组织，也是政府赖以控制资讯发放渠道的机制。这个在政府部门、地区政府以至企业内广泛设立的制度经过百多年的运作，现在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今年五月十五日，日本长野县知事(县长)田中康夫发表了惊天动地的「脱离记者俱乐部」的宣言，撤销设置在长野县政府内的三个记者俱乐部，取代它的是开放给所有记者的记者中心。

　　长野县县长田中在宣言中指出：由报社、通信社、电视台记者组成的记者俱乐部虽有和睦成员关系的性质，但同时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成为具有排他性的权力机构。田中还指出，由于政府给记者俱乐部提供许多方便，造成了既得权力(稳定的资讯来源等)。对此宣言，长野县的记者内山卓郎撰文认为「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开始走向崩溃」。日本传统的记者俱乐部制度是否真的从此崩溃还是未知数，但它的确面临着从未有的挑战。

协商新闻处理

　　记者俱乐部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八九零年由几家报馆的记者组成了「议会出入记者团」，向政府提出采访议会的请求，它被认为是记者俱乐部的雏型。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政府在一九四一年成立了「新闻连盟」，每个政府部门成立一个记者俱乐部，成为该部门发放资讯的唯一渠道。一九四二年，更实施记者注册制，记者俱乐部规定要「与当局合作赞扬皇道」，在当局的控制下，记者安稳地取得各政府机构发表的资讯，再原原本本地据此报道。日本战败后，美军改组了政府架构，更打压工会的力量，唯独记者俱乐部这个组织能保留下来，因美军也懂得利用它作为控制资讯流通的工具。

　　一九六二年，「日本新闻协会」制定「有关记者俱乐部的协定方针」，各报馆的管理层有必要承认报道协定，如果各报馆不能达成协议，仅记者俱乐部做出的协议不予承认。根据此方针，增加了各报馆间对协商新闻处理的协定。记者俱乐部原本以和睦成员之间关系为目的，实质上变成必须遵守报道协议的采访机关，与自由采访的原则背道而驰。

　　据一九九六年朝日新闻的统计，日本有七百八十一个记者俱乐部，遍布于国会、警察、法庭、中央政府各部门及省市政府等机关，和「经济团体连合会」（商会）、政党及教育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和大企业。这些机构给记者俱乐部提供房间做记者室，其采访形式是，记者每天通过固定的记者招待会获得资讯。以日本最大的记者俱乐部「内阁记者会」为例，「内阁记者会」不仅担任内阁秘书处，还负责法务局、国防会议、会计监察院的采访工作。负责总理、内阁秘书长、国家公安委员长的采访，记者招待会都由「内阁记者会」主持。内阁秘书长每天两次发布。另外企业、官府、议员还配有「番记者」（随从记者），只有「番记者」才能对议员、官僚进行清早和三更半夜的采访。

　　发布新闻的官员或议员可以说是言无不尽，甚至会将一些背景情况向记者交代，记者俱乐部的成员在获得资讯以后，会自行或者跟发布新闻者商量发稿的时间及具体的内容，以及是否引用发布者的身份，还制定了制裁措施，不允许抢先报道，如有犯规者就会受到禁止入记者室甚至除名等惩罚，因此从记者俱乐部渠道获取资讯后做独家报道是受到限制的。

记者俱乐部的问题与冲击

　　记者俱乐部制度运作了百多年，但只能在封闭的社会形态下才能维持，与开放社会的竞争格格不入。记者俱乐部成员私定采访与报道协议，而且入会资格受限制，违反俱乐部协议者会遭到制裁。它的闭锁性和排他性，在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后，国际新闻界即使向日本派驻记者，也无法从正常渠道取得资讯，对此怨声载道。

　　记者俱乐部长期享用政府资源也受到挑战，长野县田中县长在宣布取消记者俱乐部的宣言中指出，三个俱乐部占用面积合计为263.49平方米，而且车场、水电费等杂费、工作人员的工资等支出全部由公帑支付，还用公款喝酒和温泉旅行等。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一年中用于运营记者俱乐部的费用高达一百亿日元（八千万美元）以上。当发展到政客要向选民交代的年代，这种支出便会受到质疑。

　　由于记者俱乐部的成员受制于种种规限，只能报道协议发布范围内的内容，往往对新闻来源缺乏批判性，结果是钝化了对权力机构的监督能力，也阻碍了新闻界的自身改革。在面向日益激烈的同业竞争环境中，协议报道内容就显得毫无特色。

　　一九九零年代以来，记者俱乐部受到愈来愈大的冲击，第一个变化是资讯公开化，《情报公开法》的制定和实行，市民可以亲自向行政机关要求索取想要的资料和数据。其次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政府以及一些大企业开始通过互联网发表消息和资料，动摇了记者俱乐部提早可以获得资料的既得权力。新闻界原有的报道方式和内容不得不进行改革。兵库县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开始，把向记者发表新闻登载在互联网上，一九九八年十月，崎玉县也跟随这种做法。其三是在激烈竞争的报业市场，协议报道的规矩屡被打破，参加俱乐部的记者从吹风会上获得了资讯，向上级报告后，报馆会根据新闻的来源从别的渠道找人说出来，甚至是明显的违反协议也要爆新闻，使俱乐部的规矩愈来愈不受重视。

　　面对这个现实，过去通过记者俱乐部而获取的资讯占据大半版面的报纸，必须加强独家新闻和对新闻的分析、评论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显出特色，才能获得更多读者和赢得读者的信赖。

发布机制引以为鉴

　　小泉首相打出的「没有禁区的改革」旗号，不仅触动政界和经济界，对新闻界也不无影响，而且他还跨过传统的传媒，通过互联网定期向国民派送电子报纸，专门发表有关他的消息与言论，无形中向国民说他对传统传媒的报道手法投不信任票。

　　在日本，记者半数以上都参加记者俱乐部，新闻消息的一大半是通过记者俱乐部的采访而获得的，因此记者俱乐部的问题，也是整个日本新闻界的问题，如何改革这个制度，对日本的资讯自由流通及新闻界有深远影响。

　　虽然记者俱乐部存在上述所述的种种弊端，但它作为「代行国民享有的了解权这个角度来看，记者俱乐部具有迫使公共机关提交不想公开的资讯的力量」。

　　香港传媒无论在传统习惯与现今竞争的市场角度看，跟日本都千差万别，而且社会的结构也不可能有「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形成土壤，但这个制度以至这个制度濒临崩溃，对香港还是有启发的，一是香港的记者应该如何行使集体的力量迫使政府发布他们不愿意公开的资讯，二是特区政府必须清楚认识到，即使在日本那么讲究协调一致的社会，记者俱乐部的制度也要崩溃，他们将如何设计今后的发布机制，值得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