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短简 – 占中、反占中媒介表现之思考

　　占中、反占中，令全香港市民情绪紧绷，举世瞩目。表达这种政治氛围，纪录正在发生事件，厥尽斯职者，当非媒介莫属。媒介–纸本媒介、电子媒介和网路媒介，就其呼应本质而言，固可令报导中事件，更加波澜壮濶；但也正由于这种本质，覆舟载舟争议，议论亦多。

　　就今次占中、反占中媒介表现来说，有些新闻学现象与议题，颇堪一提。

一、新闻报导客观性原意

　　新闻报导写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人（记者）或媒体（机构化的人），处理、纪录人的事（新闻）。俗话说得好，一样米养百样人，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记者在处理、纪录人的事时，无可避免地受到自己本身条件性的影响。至于媒体本身（如报社）就更不用说，整个运作逻辑，脱离不了其企业文化桎梏（如党派、立场、编辑政策、广告方针等等）。就传统「王道」的新闻工作观念来说，新闻业、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所作所为，都自诩或被期许对社会大众有益（for the public good）。

　　这就兹事体大了！故记者在新闻报导时，一套冀求透过良好训练而获得的专业守则，在试误和经验累积下，终于获得大多数业界和社会大众所认同。这些守则，包括专业规范的客观（不是哲学上解释）、公正、查证和平衡，即使传媒机构在履行专业承诺时，也不得不作如此标榜，以突显传媒地位和信誉。

　　客观、公正和平衡报导，虽然发展成了专业意理，但是，如何才可以做到客观、公正和平衡报导呢？－最初的一个想法是，记者笔锋不能带有感情，并把「我」置身于新闻事外，以「神眼」般全知观点，尽量如实直说；惜敍事报导（storytelling）遭以名思义误解后，新闻客观性报导，似已沦为老学究口中的呢喃了。

二、传媒享有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已被认许为传媒因为执行工作而享有的方便工作权利，任何媒体一律享有，包括出版自由、采访自由和新闻成品运销自由等等；一般大众所享受同形式的自由，则称为知情权、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传播权。我们生存，正确资讯不可或缺；因此，新闻自由容不得政府、权势者或任何人暴力侵犯。在今次风潮中，香港《苹果日报》报社曾被围塞，阻碍报纸外运，对民主社会是极大讽刺。有两三事，可以帮助吾人对此事件之思考：

1. 自诩为世界新闻自由长城的美国，在新闻自由衍进方面，也曾有过党派报业（party paper）黑暗期。
　　那是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五十年中，美国多数报刊由党派发行，采取明确党派路线，竭力打击不同意见反对派，甚至不惜攻讦谩骂、造谣诽谤、贿赂收买。影响所及，即一般商业型报刊，亦一窝蜂靠边站；读者则各有所拥，但求「深得我心」即可，并不要求新闻要如何公正客观。因此1830年以前，美国人、美国新闻界对客观报导这一名词，是相当陌生的。1830年以后，欧洲工业革命成功，工业产品激增，报刊广告收入良好，报纸生存再不需要政党津贴，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家，开始插手报业经营，党派报纸逐渐萎缩，一分钱大众化报纸（penny paper）相继面世，新报业时期（new journalism）开展，美联社（AP, Associated Press）又强调六何（5W1H）之纯新闻写作模式，至是一一客观报导，亦即媒介客观性，被推高至业界最高指导原则。

　　美国传媒也不是没有预存立场、编辑政策和政党偏向的，只是，他们的政见和媒介立场，较多以社论一类意见文字表达，在报导时，通常还是心里惦着客观、公正和平衡的。在一个多元开放社会中，政府或任何人，都要尊重「异见」媒介，不能以任何手段妨碍表达自由和传递自由。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据传往生前，回应一位牧师请他与撒旦断关系时，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世诵名言：「我不同意你所讲，但我至死捍卫你讲的权利。」（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见《伏尔泰的朋友们》一书）。真是历久弥新，发人深省（他的另一句名言是：「热爱真理，原谅错误」）。

　　因为政治操作氛围，台湾传统报纸也吃过苦头。1992年十月底，台湾《联合报》因为刊载了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回应假设台独势力高涨，威胁到「未来统一」时，中共的可能决定（牺牲流血，前仆后继，没有什么退让），而在政治操控之下，被打成「中共传声筒」，「《人民日报》的台湾版」，一撮人还发起一场「退报救台湾」运动，影响了整个台湾社会。联合报社曾兴诉讼，但法院认为此「运动」并没有「强制别人为之」，故而最终不了了之。就《苹果日报》而言，若有人对之不满，市场机制一定胜过「拦路虎」。

2. 前线记者被殴打与采访自由
　　记者是高度危险行业，社会新闻采访是高度危险工作，在前线采访记者应受到现场治安人员充分保护，使之完成任务。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社会情绪不稳，一件小事件－例如某队足球踢输了，他的拥趸一时不忿，便会沿途叫嚣，甚或焚烧垃圾桶，造成小小骚动。采访这样偶聚的暴众（mob），体贴的媒介主管起码会派出三名记者在现场采访－一位摄影，一位作文字纪录，另一位什么也不做，只眼看四周，若有人意图追打记者，阻碍采访，则佯装为同路人，靠在记者身边，尽量挡开施暴者，令他及时走避。

　　摄影记者为了拍摄而攀爬、借用地形地物是常有之事，大多能获得谅宥，体谅其工作苦心。在今次风潮中，有美国女摄记爬上私家车车顶拍摄，而为警方拘捕，似有争议。如所云是车主先报案，谓车顶受损，警方方采取行动，则案不属刑事毁坏，就由民事官司，由保险解决罢了，警方实无必要让全世界看见此幕，背负香港警察妨碍新闻自由不必要污名。

　　也许，香港业界可以研议如何透过法律途径，切实落实采访自由法律依据。台湾原有出版法第26条，曾明文说明：「新闻纸或杂志采访新闻或征集资料，政府机关应予以便利。」记者采访，一向称便，可惜，此法在西元两千年十二月底废除，记采履行工作时，便难以「见大人则藐之。」

　　加拿大传播怪杰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说：「媒介（本身）就是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列宁（N. Lenin）「报刊三大角色说」（Lenin's Three Roles For the Press），主张报刊是集体（群众）宣传者（collective propagandist），集体鼓动者（collective agitator）和集体组织者（collective organizer）－讲的虽然是纸本传媒，但正正说准了今日电子媒介，尤其是社会媒介（social media），亦即网媒功能。美国《时代周刊》（Time）副总裁霍坚司（Cric Hodgins）说：「新闻学乃新闻之正确的、深入的、与迅速的传递，因而使真象得明，正义得以伸张之学也。」今次香港占中人气聚集之处，几千支手机「蜡烛」壮观场面，不但可以申请健力氏世界纪录，更是新闻传播研究好题材，愿识者盍兴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