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大型政治集会

2004-07-15
传媒将「七一」游行排作头条新闻,是基于专业理念和新闻价值的考虑。
传媒加强了市民对「六四」的记忆和关注。
过去一年,香港出现了不下四次大型民众政治集会,传媒对这些集会的影响,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去年「七一」之后,一些左派人士认为市民受了传媒煽动而上街。但传媒真的能影响市民吗?左派人士的想法是否高估了传媒的力量,并低估了市民独立思考的能力? 

若广义地理解「影响」一词,指社会事件的发展以及市民的认知和态度会随传媒对事件的报导而改变,那我们实在不能否定传媒在很多事件上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举去年的沙士疫潮为例,不少人相信,若传媒没有全力挖掘及报导有关新闻,死亡人数会更高。只是这种正面的影响,我们通常会用「作用」或「功能」等字眼来形容。

所以,在讨论传媒与大型政治集会的关系时,重要的不只是传媒有多少影响这个「量」的问题。传媒根据什么原则运作,透过什么方式对政治集会产生什么类型的影响,可能是更重要的问题。

在这前提下,笔者想讨论一下香港传媒对「七一」游行和「六四」晚会这种大型民众政治活动的四方面的影响,分别是鼓吹态度和行为、设定议程、提供资讯,以及组织公众讨论。下文主旨一方面是从概念上讨论「媒介效应」的问题,但同时笔者也尝试在适当的地方引用及分析相关的实证资料。


传媒鼓吹影响思想能力有限

传媒作为鼓吹者,是指媒介的内容有一定的倾向性,而受众在接收媒介内容时,也接受了内容里所包含的倾向,因而形成或改变了一些态度,甚至进行某些行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两次大战期间西方传媒常被用作宣传工具,传媒作为鼓吹者对民众的影响便成为当时传播研究的中心问题。习惯将传媒视为宣传工具的人,特别关注媒介在鼓吹影响思想上的能力,在今天的香港也是一样。

不过,传播学者到五十年代就大都同意,传媒鼓吹影响思想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传媒的内容根本不经常有强烈的倾向性。就如今年「七一」游行和「六四」晚会前的《明报》一样,在报导了打算参与集会的市民和社会人士的意见之后,也报导不打算参与者的意见,在形式上来个「客观平衡」。其社论的立场也不算明确和强烈,根本没有鼓吹过什么。

当然,在「两张咀」封咪之后,香港还有「一报一刊」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它们有鼓吹行为的能力吗?

根据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及香港大学钟庭耀博士所作的调查,在「六四」晚会十五岁以上的参与者中,百份之四十六是《苹果日报》的读者,百份之二十五是《明报》的读者。在今年「七一」游行,两个比例分别则为百份之五十二及二十。表面上,《苹果日报》似乎真的能煽动读者上街。但以「七一」游行为例,假设实际游行人数是三十万,主要看《苹果》的游行人士就有约十五万,主要看《明报》的则有六万。根据AC Nielsen 零三年六月的市场调查数字(假设过去一年数字转变不大),十五万是《苹果》十五岁以上读者人数的不足八份之一,六万却是《明报》读者的六份之一。换句话说,标榜客观中立的《明报》,其参与了游行的读者比例更高。

造成这个结果的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两份报章读者的教育程度和阶级背景、《苹果》的内容较杂志化,故读者也较「多元化」等。无论如何,《苹果》应该是吸引到一些本来就跟该报有相同政治倾向的读者的,这些读者很可能有参与游行,但既然读者的政治倾向原本就存在,那《苹果》就不算影响了他们。至于那些更大部份的没有游行意向的读者,报章的内容是没有那么容易影响到他们的。


设定议题和提供资讯

到了七十年代,美国有关媒介效应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不少学者又开始觉得传媒对人的行为和态度的确颇具影响力了。造成这转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有关认知的问题上。传媒使用和个人行为及态度在一些情况下相关,但不是因为传媒劝导市民做些什么或想些什么,而是因为传媒影响了市民对世界的认知和所关注的东西。

举例说,西方政治学研究往往发现媒介使用和投票行为有关,但这并不是因为传媒直接鼓励公民投票,而是因为传媒对选举的报导为公众设定了议题,提高了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引发他们对选举的讨论,并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跟选举有关的资讯,包括参与集体行动时必不可少的「动员资讯」(如游行集合时间和地点等)。

所以,虽然说香港传媒没有成功地鼓吹市民上街(大部份没有尝试这样做,小部份有这样做但没有效果),但传媒透过对「七一」及「六四」的报导提高了市民对集会本身以及集会所涉及的议题的关注,并因此提高了市民的参与意欲,却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如果单从议题设定和提供资讯两方面看,《明报》和《苹果》对「七一」的报导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了。这也可用来部份地解释为什么《明报》跟《苹果》一样会有高比例的读者参与了「七一」游行。

至于「六四」,今年晚会之后,笔者和陈韬文及钟庭耀两位合写了一系列文章,指出传媒虽在「六四」的问题上大都趋向中立,但却仍然担当着保存市民对「六四」的集体记忆的功能。另外,在三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研究中,笔者也发现,市民收看电视新闻的频密程度和他们有没有参加过零三年的「六四」晚会,在很多其他变项的影响去除掉之后仍然是相关的。对这相关性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传媒加强了市民对「六四」的记忆和关注,从而令他们更有可能参加烛光晚会。

所以,香港传媒就算不鼓吹,仍然可以对市民的认知和政治参与起着影响。这种影响和直接的鼓吹有没有分别,就要看议题的设定和资讯的选择及编排所根据的是什么原则了。据报章报导,亚视新闻部有「顾问」在「七一」当日建议以庆祝活动为头条新闻,遭到新闻人员强烈反对。姑勿论那位「顾问」想的是什么,新闻人员之所以要将「七一」放到头条的位置,笼统地说,是因为专业理念和新闻价值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传媒对市民在认知上的影响,以及其所间接造成的态度和行为上的转变,就不是个别传媒因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影响受众,而是传媒在根据一个既定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规范性新闻范式,在特定社会及政治环境下运作时对公民所产生的影响。


组织公众讨论

最后,传媒对社会及市民一个更基本的作用,就是组织公众讨论。这一方面是指传媒报导政府、政党、社会团体甚至市民大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让所有人作参考。同时,如以上提到的,透过设定议题及提供资讯,传媒也会令市民更多与朋友及家人讨论公共事务。这种人际网络间的政治讨论,也会成为集体参与的基础。

但除此以外,传媒的存在更是「公众」的存在的先决条件。所谓「公众」,不只是社会上所有个人的集合。「公众」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超越于所有个人的整体。美国哲学家杜威曾经指出,当一个选民投票时,他不应该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的代表,而应该将自己看成「公众」的代表人,应就着公众的利益而投票。但公众利益是什么呢?杜威强调,只有理性的公众讨论,才可以令市民明白到公众利益的所在。

传媒是公众讨论最重要的平台。而通过媒介所进行的讨论,与朋友之间的讨论,又或是官员闭门式的讨论不一样。通过媒介的讨论一定要服从一种「公论逻辑」。每人所提出的论点,如果要在公共领域中站得住脚,都不可以纯粹从一己私利出发,而要运用公众所能接纳的理据,并指向公众利益。官员在闭门会议讨论中固然也可以公众利益为依归,只是若讨论的内容不公开的话,这一点是难以确保的。

传媒在「六四」及「七一」前后对有关集会所作的报导,不只是让一些人随便发表一下个人意见而已,而是让社会人士发表他们对在有关议题上公众利益为何这一问题作出讨论。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也就是要有一个平台让社会自己可以对公众利益独立地作诠释,这样诠释出来的公众利益自然不一定每次都与政府的想法一样。

这种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和根据专业理念来进行的资讯传播及议题设定一样,不只是不需要批判或否定的现象,而是香港社会所需要的。如果在今天的香港,只有少数媒体能起到这些作用的话,那是因为在政治环境的转变下,不是每个传媒机构都能坚守那在八十年代开始在香港发扬光大的自由主义新闻范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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