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创作音乐的意义轨迹

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音乐路线。这类创作音乐，结合一部份知识份子性格与青少年次文化的音乐特质，由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发轫，贯穿到八十年代的罗大佑、黑名单工作室。也在九十年代初的新台语歌运动、九十年代末的乐团世代，一直延续到现今陆陆续续仍以音乐投入社会运动、或追求独立音乐(indie music)创作的音乐人身上。鲜明的社会批判、创新的音乐主张或展现不同世代及时代精神的变貌，都使这些创作音乐值得被深究。本文限于篇幅，仅能简要地呈现其中几段重要历史，并指出这一创作脉络如何改造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也如何与社会变革、新世代意识紧密相关。


由民歌到罗大佑：黑色摇滚及社会新感知

七十年代，由杨弦、李双泽甚至诗人余光中也曾参与的民歌运动，带动了台湾青年学子、文化界人士等知识份子创作通俗音乐的风气。民歌运动孕育了新一批音乐人（如李宗盛、李泰祥、李寿全......）带动新曲风及自弹自唱式的创作风气，也开启了新的青少年学生市场。八十年代初成立的滚石及飞碟两家唱片公司，开始以广告企宣手法，发行《一样的月光》、《橄榄树》等概念新颖的流行音乐专辑，大受市场欢迎。由此，台湾流行歌坛告别了上一代的群星会风格、各式小调或翻唱曲风，也有别于动感偶像或玉女歌手路线，成功让创作音乐成为唱片市场的新主流。这些音乐创意新奇、歌词也较文艺取向的作品，让过去只听西洋音乐、不听国语歌的学生族群，成功被吸纳进流行市场中。一九八二年，一位医学院学生自己录制完成的作品《之乎者也》，在多处碰壁后终于由滚石出版。从此「罗大佑」三个字，继民歌运动，成为知识份子型音乐的另一新神话。

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间的三张专辑《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与《家》，罗大佑将知识青年对社会的关怀，带入更具现实感的批判（如《之乎者也》、《鹿港小镇》、《亚细亚的孤儿》......）。在音乐上，融合摇滚、雷鬼及罗式情歌，独立完成创作、编曲与录音，终结了民歌时期的阳春曲风，也开启台湾乐坛对创作歌手的偏爱。在滚石企宣包装下，罗大佑的黑色摇滚及浓厚社会批判意识，使他以「抗议歌手」之名，在市场之余深获知识界的认同。这段期间，除了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未来的主人翁》等批判意识歌曲，诸如张大春、吴念真、詹宏志等文化界人士参与的《一样的月光》、《超级市民》等创作，加上滚石推出摇滚创作歌手如纪宏仁《城市台北》、黄韵玲《忧伤男孩》、李恕权《台北台北》等作品，皆有志一同地描绘八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新感知：既因工业化、都市化而有彷徨不安，也有新世代义无反顾迎向未来的宣示，开创流行乐坛的文化价值。


九十年代初另类音乐与台湾意识

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初，「另类音乐」(alternative music)及「新台语歌运动」崛起。一九八七年台湾终于解除长达四十年的戒严，整个社会进入后解严的过渡时期。民间社会过去被压抑对政治、文化及社会的不满，皆在外在约束力解除后，寻求各种抒发出口。一家专门进口英美另类音乐的水晶唱片公司，以《摇滚客》杂志，举办「台北新音乐节」，具体鼓吹本地化的(indigenized)另类音乐创作，主张要「开创音乐新元素」，更要「传达人文意涵」。由此，水晶发掘了吴俊霖（伍佰）、陈明章及朱约信等新人。新音乐作品如吴俊霖的《小人国》、陈明章的《新庄街》，前者以台式的蓝调摇滚，对台北都市丛林冷嘲热讽，而后者则重拾台湾乡土民俗曲风，由月琴伴奏、素人歌手的歌声，唱出有如人文电影的庶民街景。另外，朱约信的《望花补月》，则用戏谑的拼贴摇滚，嘲讽与转化早期的台语歌风格（《望春风》、《雨夜花》、《补破网》、《月夜愁》等歌曲），宣示向上一代台湾人悲情告别的新声。新音乐节后，水晶标举「媚俗之外，还有水晶」的口号，出版系列作品，成为九十年代初本土及另类音乐最重要的推手及精神象征。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一九八九年，由王明辉等人所组成的黑名单工作室，在水晶协助下出版概念专辑《抓狂歌》。现代新潮的曲风却前所未有的全以台语演唱，结合饶舌、雷鬼及台湾「杂念仔」风格的前卫创作，直接以美学形式批判威权政治对台湾在地语言及历史的压抑。但更重要的是，歌曲内容也写实地侧写当时在台北街头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民主阿草》)，并纪录八十年代末股市破万点、房地产上扬后，「台湾钱淹脚目」的社会变动及人心变化。这张专辑虽被禁播，但却在大学校园口耳相传，卖出十万张佳绩。其后，滚石唱片推出用台语创作摇滚歌《向前走》的新人林强，以「啥米拢勿惊」（什么都不怕）的振奋歌词，拥抱充满信心而非感伤的新台湾意识。《向前走》立即在市场大卖，也带动流行市场出现所谓的「新台语歌运动」。滚石子公司真言社，出版一系列内容及音乐都深具水准的台语另类音乐专辑（如吴俊霖／伍佰的《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朱约信化身为猪头皮的《笑魁念歌》系列，以及Baboo等创作专辑）。新台语歌展现了更为现代、前卫的音乐内涵，也说明了台湾意识在九十年代初社会氛围中所具有的能量。


九十年代末乐团世代与唱片工业危机

九零年代中，受到音乐产业全球化的洗礼，跨国唱片公司在台湾带进并购风，飞碟走入历史，本土的大型唱片公司则独剩滚石。创作音乐进入乐团世代与独立音乐的发展新阶段。

水晶时期的创作歌手吴俊霖(伍佰)，在第一张专辑未成功后，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间与其乐团China Blue隐入台北地下pub圈，创造出「星期五、伍佰元、听伍佰」的现场演唱 (live) 次文化，连文化界人士都蔚为风潮。一九九四年伍佰以《浪人情歌》及台语现场演唱专辑重回市场后，便展现对此阶段的重要影响力。同时，滚石继真言社之后的另一子公司魔岩，标榜金庸小说中相对于名门正派的明教∕魔教风格，除伍佰外，在一九九四至二零零一年间，发行中国火、张震岳、顺子、杨乃文、陈绮贞、糯米团等性格鲜明的、音乐杰出的非主流音乐，更是九十年代后期台湾创作音乐重要的一页历史。

年轻学子受到伍佰现场演出的爆发力影响（神乎其技又有创作才华），一时间组地下乐团成为青少年最酷的次文化。

一九九七年，相继有糯米团、乱弹、废五金等乐团出现。一九九八年一个以「恨流行」为名的小唱片公司 --角头音乐，出版《ㄞ国歌曲》创业作，收录董事长、五月天、四分卫、夹子等新兴地下乐团的创作，开创新阶段的独立唱片公司出版模式。一九九九年五月天便被滚石签下，取代伍佰成为新世代最喜爱的创作乐团。二零零零年金曲奖提名，最佳演唱团体入围者一举全为新乐团，媒体称为「乐团世代」 (band sound generation)的到来。一九九九年底角头曾策划一场由五月天、四分卫共同演出的「五四运动」音乐会，「五四」的文字挪用，间接地说明二十世纪尾声的世代新感知：既游戏又认真，在后解严及后现代生活的双重经验中追求自我。

此时，主流唱片产业也已因光碟烧录、网络上P2P音乐交换等数位科技的普及，进入全球唱片市场的萎缩危机之中。但吊诡的是，数位科技也产生更平价、多元的录音设备及音乐创作器材，更多人可自行录制及发行音乐专辑，开启独立创作音乐的新民主阶段。


结语：不停歇的创作能量

文化研究学者Grossberg曾认为，二次战后的西方摇滚乐文化，是一项青少年的青春期过渡文化 (a transitional culture)，造成整个西方战后社会的过渡转变 (a culture of transitions)。在台湾，创作音乐也同样结合了年轻世代的反叛意识、音乐感染力以及社会的变动本身，见证也触动了我们一段段珍贵的集体记忆。在千禧年后的此时，台湾仍有以客语创作并参与社会运动的交工乐队，有工运乐团、原住民创作音乐，也有更多的独立音乐工作者 (如五四三音乐网站推出的陈珊妮及IS计划专辑)。

下一波台湾创作音乐的能量，又将展现何种变革？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