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 — 权力博弈的舞台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上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不经意间流露出媒体要「帮忙但不添乱」的思想。西方有媒体评论说，蔡武是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官。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大众传媒是重要的国家机关，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

不同的新闻制度

　　传统马克思主义（traditional Marxist）新闻观和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对立，为双方的媒体涂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体制下，政府对传媒的控制手段迥异。但发轫于欧洲的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他们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分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三元结构论，并阐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legitimacy）。今天，政府已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

　　不同的新闻制度赋予新闻媒体不同的使命，导致政府与媒体间的关系千差万别。对于中国的新闻政策，国际社会一直甚为关注，并依据西方新闻理念予以评判。二零零五年，中国传媒界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引起世界瞩目，中国国内也有人深感愤懑。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有华人学者持续剖析美国新闻业的积弊，但这种批判在美国无可匹敌的「软力量」面前，往往消弭于无形。

相同的国家使命

　　法国哲学家艾略尔（J. Ellnul）认为，宣传必须是总体的。美国蒙默斯大学助理教授张巨岩的研究发现，在近几年的国际斗争中，美国人已成功摸索出了集媒体、外交、公关、广告、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各种手段于一体的「总体宣传」（integrated propaganda）模式；一向自诩客观公正的大众传媒事实上已成为政治军事权力的附庸。回顾二零零五年，我们吃惊地发现，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措施，进一步利用大众传媒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在国际交往中，传媒鲜有例外地成了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成了国际斗争的重要武器。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同新闻制度下的媒体使命和表现竟惊人地相似。

　　首先看美国。二零零五年四月，「美国之音」宣布将其总部的部份职能转移至香港办公室，并招募八名员工。对此，十四名国会议员联名给「美国之音」总裁写信，反对这项决定。信中说，我们很难相信，聘雇了非美国国籍员工后，「美国之音」还能履行其传播美国价值的使命。据了解，各界的反对使「美国之音」的决定至今没有下文。「美国之音」是一九四二年成立的国家对外宣传机构。按照美国法律，政府不能设立机构对国内进行宣传，所以「美国之音」是不允许对美国国民进行宣传的。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国务院声明，它已停止出版专供阿拉伯世界、非洲及其他地区青少年阅读的一份政府资助的杂志。这本杂志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创刊的，目的是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但是像美国政府资助的针对穆斯林世界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一样，这份叫做《嘿》的免费杂志也被批评为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美国政府的评估显示，该杂志在改善美国的国家形象方面收效甚微。

　　俄罗斯也不甘示弱。二零零五年七月，由俄罗斯实业界和新闻界合办的俄首份专门介绍中国的杂志 --《俄罗斯与中国：21世纪》在莫斯科创刊。二零零五年九月，一个被称为「俄罗斯的ＣＮＮ」的二十四小时英语频道「今日俄罗斯」在莫斯科开播。据报导，这个频道肩负着反映莫斯科对世界的看法和改善俄在西方人眼中刻板形象两大任务。

　　在过去的一年G，风云变幻的中日关系催生了两国新闻与传播领域的诸多变化。一是日本试图给中国记者「洗脑」。据报导，日本方面加大了对中国新闻界尤其是「市场化媒体」的公关活动，频频邀请采编人员访问日本。二是日本增加对华宣传费用。为了使中国青年对日本产生好感，日本外务省决定在二零零六年度预算案中，增加对华宣传费用11.6亿日元，使对华宣传总预算达到31.1亿日元。新增款项将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电台、电视台播放日本的流行歌曲和动画片，在中国内陆大学和图书馆开设「日本资讯角」。日本外务省制定的「媒体对策」不仅包括报纸、杂志，还包括电视台和互联网。

　　再看台湾。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台湾陆委会宣布自即日起终止大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台驻点采访，理由是这两家媒体配合中共政治宣传，偏颇报导台湾。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国《东方网》报导，台湾陆委会正在评估开放大陆《第一财经日报》和《南方日报》到台驻点采访。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黄伟峰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华盛顿指出，北京已经动用「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对付台湾。黄伟峰表示，在反制「舆论战」方面，台军提出要强化对解放军「舆论战」的快速反应能力，成立了以专门的宣传战规划部门为核心、统一军内不同部门以及民间反应管道的领导机构，特别提出要重视传媒的平战转换、民军转换。台军还提出，要因应高科技发展，打造「舆论战」平台。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传统舆论工具受到解放军军事打击，台军就利用互联网络作为「舆论战」的主战场，积极谋求在国际社会发声，以期在战争中得到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二零零五年，台湾当局更数次质疑台湾媒体有岛外资金注入，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肃媒体。

　　至于中国大陆，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日前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大力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意见》把文化建设上升到「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软力量」和综合竞争力的高度。《意见》虽然要求媒体改革组织结构及经营方式，但仍强调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确保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

永恒的精英操纵

　　中外传播史证实，资讯技术编织着权力关系。事实上，传媒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权力博弈的舞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概莫能外。所以，西方有学者指出：「媒体关系是权力关系的一部份。」

　　不同的新闻制度规定着大众传媒在不同的权力关系中运行，规定着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要素对媒介的影响力大小和方式。从媒体外部环境看，国内外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力量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传媒，因此说，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媒体形态其实就是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区域内的媒体生态事实上就是该区域内权力架构的反映。

　　中国曾有网民呼吁「让权力退出传媒」。从本质上分析，他不过是希望「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退出传媒」。殊不知，一种政治权力的减弱势必意味着其他政治权力的强化，而政治权力的衰退则可能是因爲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力量的增长，国内控制力量的衰弱可能意味着各种国外力量的空前强劲。总之，传媒舞台上永远不会出现权力真空。再者，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力量并非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的。况且，只要不采取政变、暴动等非常手段，权力架构的改变是不会在短期内完成的。

　　有人说，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就是通过构造、影响和改变大衆头脑中的图景而对现实进行控制的艺术与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大衆传媒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传媒反抗「政治」干预的过程，其实就是扩张自身权益和权力的过程，就是从权力工具向权力中心转变的过程。

　　在美国，博客的兴起催生了「草根新闻业」（Grassroot Journalism），主流新闻业
（mainstream journalism）似乎受到了挑战。二零零六年一月八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在「第三届中国文化産业论坛」上断言：「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上起主角的将是博客与播客，而不会再是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此看来，今天被称为「自媒体」（We Media）的博客网站势必要成爲新的权力中心。传媒，将依然是权力博弈的舞台；大衆，将仍然无法摆脱传媒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