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歌手？ 内地音乐真人秀电视节目《我是歌手》翻唱曲目网络初探

　　2004年湖南卫视播出《超级女声》以来，内地歌手选秀电视节目开始盛行，如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北京卫视《最美和声》，上海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等。最近，湖南卫视从韩国MBC电视台引进《我是歌手》节目自2013年开播以来，已播出两季，备受观众注目。参加该节目竞演的歌手多是已在流行歌坛有名气的歌手，包括前辈歌手如台湾的齐秦、张宇，内地的羽泉、沙宝亮、韩磊、韦唯等，包括曾经的《超级女声》选手周笔畅、尚雯婕，马来西亚新生代歌手曹格等。

　　针对内地音乐真人秀电视节目的论文和时评早已汗牛充栋。本文从另一角度分析歌手竞演的情况。注意到大部分歌手除首次参演时演唱原唱代表作之外，均会对其他歌手的曲目进行翻唱（song cover）。本文援引“文献引用网络”（citation analysis）以及歌手翻唱网络（song cover network）之研究旨趣作为立论基础，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建构并分析《我是歌手》两期节目所有翻唱曲目的网络。

　　该分析的意义在于：翻唱是流行音乐常见的产制模式，既有利于生产方节省成本，也让歌手赚取人气、发挥特长。被翻唱的曲目或为华语乐坛经典曲目、或演唱者是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手，或该曲目本身的艺术风格和成就甚高。由于每场竞演之后观众和听审团会对歌手进行投票排名，排名不佳者会惨遭淘汰，因此，选曲是歌手（及其经纪人团队）优化排名的第一步。因此，该分析的事前假设是，无论翻唱行为是歌手或其经纪人有意识的决定、抑或是选歌时随机抽签的结果，均折射对该场竞演结果受欢迎程度最大化的预期。其次，通过分析节点（node）、边（edge）、以及整体网络的属性，可识别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节点（本例中，一个节点代表一位歌手），同时识别该网络的社群（cluster），从而折射出翻唱网络背后的文化内涵。翻唱网络更反映隐藏在节目背后的音乐风格脉络，管窥华语乐坛的音乐人相互影响之趋势。¹

翻唱网络及其特征

　　翻唱网络的构建如下：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歌手，假设歌手A翻唱了歌手B的曲目，那么，一条边将在歌手A和歌手B之间建立，且从歌手B指向歌手A（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有向网络（directed network）。同时，令边的权重（weight）等于该歌手该场竞演的排名，排名靠前者，权重越大。笔者从湖南卫视官方网站记录《我是歌手》自2013年1月18日第一季第一期起，至截2014年3月7日第二季第九期止的所有竞演歌手及其翻唱曲目的情况。 人工录入结果后，使用开放程式Gephi （版本0.8beta）进行分析。竞演歌手演唱自己的曲目的情况不被记录。同时，遭淘汰歌手在下一场次的“返唱演出”因不涉及排名，也不计入。另外，大多数歌手为中国内地歌手，为统一计，所有华人歌手的名字均采用“拼音”（pinyin system）记录；为避免空格，采用驼峰式大小写。最终得网络如图一所示。

图一： 《我是歌手》翻唱歌曲网络（全部节点，n=103)

　　
　　节点的半径和色彩深浅表示“出度”（outgoing-degree）的个数，也即，该歌手被他人翻唱的次数越大，在图一中表示该歌手的节点就越大、同时颜色也就越深。节点之间的箭头表示翻唱的方向，箭头的粗细表示本次竞演的排名，排名越靠前者，该箭头越粗。

　　图一所示的网络中，包含103个节点，111条边，每个节点的平均“度”（边的个数）为1.07，平均最短路径1.15（指一个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距离的平均值），网络半径为2.0。然而，因为该网络有“孤立”的群体，因此“网络密度”仅为0.01。

　　几点发现：首先，通过观察出度（outgoing-degree）的个数，部份原唱歌手获得了更多的翻唱次数。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手前五名为：周杰伦（4次）、齐秦（3次）、张惠妹（3次）、张学友（3次）、苏芮（3次）、黄大炜（3次）、以及Whitney Houston（3次）。如果考虑排名权重，即，某一次竞演的排名越高，该边的“权重”就被相应放大，那么，排在前列的原唱歌手是：Whitney Houston，黄大炜，周杰伦，Beyond，李娜，以及苏芮。其次，另一方面，从竞演歌手的角度讨论，翻唱了最多位原唱的歌手前几名为：羽泉（8次）、邓紫棋（8次）、沙宝亮（7次）、黄绮珊（7次）、尚雯婕（7次）、张宇（7次）、和韩磊（7次）。

　　进一步观察图一，会发现该网络呈现出若干个明显的“社区”，暗示一部分节点较其他节点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用Gephi程式的社区划分（Modularity）功能，得该网络可被划分成12个社区。这些社区所包含的节点数量不一，部份社区包含了更多的节点。这里选取包含点数量最多的前7个社区，这些社区已包含了八成（80.77％）的节点数量和 81.98％的边的数量。 最终展示如图二所示：

图二：《我是歌手》翻唱歌曲网络中的若干社区（部份网络，n=84）

　　
　　图二展现出明显的歌手翻唱特征。左下角绿色的社区包括两位往辈歌手韩磊、韦唯，其翻唱曲目如邓丽君、李娜等； 左侧红色社区包括华语流行歌坛的歌手，如周晓鸥、杨宗伟；中间部份靠图片下方的红色社区则明显以华语港台年青辈的歌手为主；中间部份的绿色部份和棕色部份同为华语歌手，且大多数为内地流行音乐人，两部份的区分特征并不非常明显。而图片右部的浅蓝色网络则明显为外语歌手原唱以及擅长演唱外语歌的竞演选手（如尚雯婕）。需要指出的是，社区检测并非唯一的网络划分的原则，仅能显示相对的趋势。

结论

　　首先，无论排名结果若何、无论内地萤屏上如何新人辈出，无论竞演者是已小有名气的歌手抑或专程赴内地竞演的境/海外歌手，海外和港台（尤其台湾地区）的音乐依然是他们“翻唱”的源头，而少有完全独立原创的作品。早前（3月4日）浸大新闻系研究助理教授宋韵雅博士在香港《苹果日报》评论道：“从谭咏麟和张国荣的辉煌时代，到四大天王的炙手可热，内地人见证了香港乐坛的神话，也目睹了它的逐步衰落⋯⋯速食式的造星模式吹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星泡沫，他们骤然而降，又旋即销声匿迹。”本研究则从另一个侧面，既部份印证了宋博士的观察，又从实证层面提供了华语音乐在内地发展现状的补充。遥想1978年美国学者Jeremy Tunstall 在其著作《媒介是美国的》（The Media Are American）设喻：“正如肉酱意粉是义大利的、曲奇饼乾是英国的，媒介，是美国的。”其含义是，美国产制的媒介在全球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地位。尽管本文选取样本和观察角度有限，可否也设一个小小的比喻：“华语流行音乐（现在依然）是港台的”？

　　其次， 当港台的经典曲目被内地歌手翻唱并进一步口耳相传，也正好给国际传播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语）的现象，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再次，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如今流行音乐发达的台湾地区，上世纪五、六零年代也曾经历了“翻唱热潮”；唱片公司为节省成本、迎合口味，大量翻录外来歌曲，以日本原唱歌曲为最大，使得台语流行音乐界出现繁荣。²当如今的内地电视上出现的新人开始大量翻唱华语音乐的经典作品时，是否也可以预示不久的将来，华语内地原创音乐的繁荣？

　　最后，本文的局限主要是，对歌手之间的联系是“描述式”的而非“解释式”的。研究暂无考虑舞台灯光、编曲设计、临场炒作、甚至不为人知的幕后博弈等选曲之外的因素。同时，仅仅分析一档节目，样本量较小，挂一漏万；该文结论可否推及内地所有选秀节目，也是后续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³

¹ 针对翻唱网络的研究如Bryan, N. J., & Wang, G. (2011, October). Musical Influence Network Analysis and Rank of Sample-Based Music. The 12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Conference (pp. 329-334). [URL:http://www.mirlab.org/conference_papers/
International_Conference/ISMIR%202011/papers/OS4-4.pdf]， 以及Serrà, J., Zanin, M., Herrera, P., & Serra, X. (2012).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community structure in cover song network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33(9), 1032-1041.
² 引自：廖纯莹. (2007). 移植与内化: 五, 六○ 年代台语翻唱歌曲研究. 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学位论文, 1-130.
³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候选人王成军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