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案曾在网络上掀起公民权利的讨论。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因素日益增加,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以及一系列群体事件不断出现,弱势群体话语权的表达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弱势群体话语权(尤其是媒介话语权)问题进行探讨。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的主要途径
(一)通过正常的合法程式,主要指诉诸法律、行政等手段。但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正常的合法程式,不仅耗时费力,而且人们往往面临申冤无门、投诉无果、检举揭发无人受理的处境;更有甚者,当事人还要承担遭受报复和人身威胁的风险。因此,在中国百姓眼里,正常的合法程式有时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由于各个不同级层、各种不同利益的干扰,上情未必能够下达,下意也往往未必能够上传。
(二)求助于传统媒体。一些事情可能通过正常的管道已经无路可走,于是当事人便选择通过媒体曝光,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从而将自身的声音传递出去。
(三)通过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一些关注特定人群的学者、媒体记录者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某一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并且为这一群体的权益奔走呼喊。
(四)诉诸网路等新媒体。从某种程度上讲,网路至少是一个巨大的、不受审查的临时演讲台,向精力过剩者提供发泄的场所,而且花极少的钱却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他的声音。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弱势群体相关资讯更容易进入网路。在资讯的采集和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壁垒被相对弱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媒体内容的制造者和传播者。那些以往由于社会环境或者行业潜规则不能被传统媒体报导的新闻可以在网路等新媒体中广泛传播。弱势群体利益相关报导能迅速进入新兴媒体,继而影响传统媒体,形成社会舆论,得到相关部门重视,最终从制度上解决相关问题,这是传媒对弱势群体利益关照的理想程式。
上述话语表达途径绝大部分是依赖媒介发挥作用的,大众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和社会环境的守望者,是现代社会推动各种社会问题解决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导越来越多,从对「孙志刚案」的报导,到对「女乞丐之死」的关注,从聚焦「重庆最牛的钉子户」,到「张海超开胸验肺」,媒体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关注,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协调了一些社会利益,增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沟通和理解,有力的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发展。但是,当前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实现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困境
一、媒体方面
当前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导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媒体为弱势群体提供的资讯资源极为匮乏,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丧失了话语权;歧视弱势群体,新闻报导中污名化现象严重;对弱势群体报导不够深入,报导面窄,一些媒体只关注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个案,而忽略了该群体中更具有普遍性的人群。有些媒体利用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好奇心,恶意炒作,新闻报导煽情化,不考虑社会效果;有些媒体报导失真,缺乏客观公正,忽视了弱势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实际困难。还有些报导缺乏人文关怀,摆出一副悲天悯人、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示的是弱势群体被扭曲或悲情的形象。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来自于集团、政府、投资人、政治等方面的压力。一些敢于发声的媒体人及媒介集团曾因为某些报导付出过惨痛代价。「激冷效应」(chilling effect)使记者不敢再拿自己的饭碗轻易「开玩笑」,所以,造成了媒介某些时候的缄默无言。
其次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媒体在受众定位上青睐于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企图通过受众群特征与优势来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寻求广告收益。收入低、消费能力弱、社会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便常常被媒体抛弃。
另外,媒体从业人员为了追求轰动效果,无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弱势群体的报导过于表面化、娱乐化。而且,传媒从业者本身与社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就存在着悬殊的差别。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所看到的物件,新闻报导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和视而不见,传播者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地位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在隔膜,不可避免地使传播者的视域范围中要么没有「弱者」的身影,要么从自上而下的视角俯视他们。由地位悬殊造成的漠视和俯视代替了交流、沟通必不可少的平视角度,有时候会造成一种不自觉的歧视。
二、弱势群体自身方面
话语表达的成本需要时间、金钱和权利。尽管出现了公民新闻、博客等低成本低门槛进入的表达方式,但再低的成本,再低的技术要求,终归还是有标准的。由于经济、教育等原因,弱势群体往往无法达到这个进入标准,知识鸿沟不断的扩大,甚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是一个无法愈合的曲线。于是,能够说话的强势群体依然可以主导声音,弱势群体却愈加失去话语表达途径。
在长期受压制和无法实现话语权的情况下,弱势群体自身的话语表达意识甚至都不再明显。孙中界事件中,断指以证清白的惨烈方式,至少还体现了面对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的不服从,体现了一个公民对违法行为坚决不妥协、维护自身权利的抗争精神。但在很多现实面前,弱势群体只能发出极其微弱的声音,只能无奈的选择沉默和服从,成为社会代价的承担者,并逐渐成为传播语境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话语权螺旋下降,集体失语现象螺旋上升。
三、其他方面
在弱势群体话语丧失的背景下,大众传媒片面展现的弱势群体形象使整个社会产生了某种刻板成见。人们对弱势群体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常常以偏概全,产生所谓的「晕轮效应」。当这种刻板成见步步加深时,便导致了整个社会不同阶层的沟通障碍和心理对抗。
弱势群体话语权的表达管道还不健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良知的公共知识份子等来自社会各阶层,真正能够代表弱势群体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这些人也很难准确全面地把握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他们的话语其实也属于精英话语,话语空间常常会受到权力话语的压制,或者被视为与权力话语合谋,或者受到去政治化的市场收编。
要实现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需要限制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的无限市场化和精英化,形成合理的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表达管道,完善弱势群体话语权表达方式,提高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意识和媒介素养等。但是这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社会、媒体、大众等多方面的持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