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K灾难报道的反思

　　日本今次遭遇的特大天灾，令公共广播NHK及时、冷静的客观报道风格广获好评，亦再次引起两岸三地人士对部份华文媒体煽情报道的批评。

　　笔者手头三篇文章，一是内地《南方周末》记者张哲与实习记者郑李合作的综述：「日本媒体怎样报道大地震：国民需要的信息才要报道」（下文简称「南方周末」）；二是台湾《中国时报》社论：「看NHK表现　台湾媒体该惭愧」（下文简称「中国时报」）；三是本港《经济日报》专栏文章：「报道巨灾　国际传媒软力量较量」，作者是香港大学的陈婉莹教授（下文简称「经济日报」）。三地三文的共性，就是肯定NHK风格的同时，间接或直接地批评、谴责流行三地间的煽情报道。

前线努力为何适得其反
　　时报社论引用岛内一位作家的网文指出，NHK的新闻报道没有台湾媒体惯用的那类「灾民呼天喊地的画面，没有记者跑去灾区大呼小叫的搞笑」。相信这位台湾作家的观点，也说出不少香港及内地新闻受众对各自所在地部份媒体风格的批评。

　　为什么前线记者沐风栉雨、餐风露宿的努力，竟被嘲笑为「大呼小叫的搞笑」？原因可能有三。第一是有关媒体忽视灾难事件的特殊性而将之与一般重大新闻等同处理；第二是记者未能克服感性因素或潜在的自我表现欲，从而影响报道的客观性；第三是媒体本身的新闻价值观令报道新闻异化为炒制新闻。

　　灾难事件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有别于其他重大新闻，采访时他律与自律的限制更多。灾难当前，救灾第一，报道第二，矛盾的主次关系十分明显。因此，一旦采访活动影响救灾或对灾民造成困扰，记者会被限制起来或被驱离现场。亦因此，今次赴日报道灾情的台湾记者在日方要求下离境。「日本历经强震后，始终不放弃的坚持，就是『秩序』，因为这样的坚持，让日本在灾难现场拉出极大的封锁线，轻易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与台湾记者的采访习惯大大不同。」「最后，日本政府透过我驻日代表处，恳请外籍记者撤出灾区，以免影响救灾，台湾媒体还是配合了」。（中国时报）

　　台湾采访人员被请离，或令业界反思第一时间派遣人员奔赴灾区「抢新闻」的惯性思维。面对日本这样资讯科技十分发达、资讯流通高度自由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福岛这样建有核电站的高危地区，是否派遣采访队远赴异域灾区，记者安危应是媒体决策者首要考虑。事实证明，在NHK全方位的镜头覆盖下，在具公信力的国际通讯社常驻记者，以及本土记者空群出动的情况下，例如，「仅仅共同社就有约140名记者在地震灾区进行报道」（南方周末），外埠媒体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科学的解释报道与新闻分析。

　　天灾与科技灾难当前，新闻受众，包括灾民，更加需要的是理性的实用信息与通俗的科学解释，更加需要的是具有科学常识厚度的深度记者。

　　虽然日本的民族性，可能令国际社会质疑该国公共媒体触及真相的勇气与力度，但是「地球村」时代的资讯科技基本上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事件的透明度，令国际媒体能够远距离地集纳信息而进行深度报道。例如，今次地震引发的核灾难背后的真相，正在国际传媒的追踪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若隐若现。

灾难报道须分主次矛盾
　　前线记者能否克服感性因素及潜意识的自我表现欲望，决定了报道的客观纯度。例如，有些资历很深的记者，在此类灾情报道中，往往情不自禁地代入自己的采访感受与印象，令偏见干扰了采访焦点－－灾情；镜头前的说教与感慨，往往模糊灾难报道的焦点，产生令人觉得浅薄的反效果。

　　天灾骤降，报道灾情是主要矛盾，追究人为责任是次要矛盾；核辐射扩散危机当前，海啸造成的灾情及余震，则成次要矛盾。灾难稍过，追究责任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到时媒体、政党才会「秋后算账」地穷追猛打政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望低落的日相菅直人，于核灾情十分严峻的时段，民意指数不跌反升，由之前的24%弹升至35.6%。或许身陷重灾的日本人民，希望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救灾领导核心。这种国民性，就是通过NHK表现出来的秩序与冷静，「面对震撼的灾难，日本媒体表现得尤其平静：没有眼泪，没有生离死别，没有背景音乐」（南方周末）。

　　不畏艰险而进入灾区的香港记者，也在采访中上了一课。在福岛一个辐射检测站外，有日本灾民误会记者想要拍照，怒骂并反问：「如果你家附近泄漏辐射，你会怎样？你想给人这样拍摄吗？」记者于是打消访问灾民的念头，「因为刚才那位先生已清楚表达了他们的感受和处境」。当一行记者想在社区地震避难所过夜时，由于电视记者要做现场直播，灾民坦率地告诉记者：「我们不欢迎你们……」（苹果日报，14/3/2011）。

　　其实，灾民或新闻受众如果有所怨言的话，该归咎的不是前线记者的战术运用，而是决定媒体编辑战略的决策人。「最令人失望的是香港报纸，对巨灾炒作不误，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眼球……制造恐慌气氛。」（经济日报）。正是这类「制造恐慌气氛」的新闻产制战略，时常陷前线记者于两难之中。

　　记者的采访遭遇与感受，对灾难报道手法提出了诘问：抢新闻与尊重灾民之间，何者为主要矛盾？

灾难报道首重同情原则
　　两年前，复旦大学黄瑚教授在论文「以人为本是灾难报道的首要原则－－对汶川大地震报道的伦理拷问」，列举的现象令人啼笑皆非。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事例是，当救援人员在废墟下发现一位被埋老人，手握话筒的女记者竟然要救援人员让开抢拍。救援人员准备挪开废墟上的水泥板救人时，记者竟然叫「别动，就保持那样别动」。救援人员告诉被埋的老人不要呻吟，应保持体力时，记者竟连忙直播：「这里还能听见老大爷的呻吟声。我们来听老大爷的声音。大爷，说说话。医生，你让大爷说句话吧。」那是医生在旁待命、余震不断、分秒必争的关头。

　　在灾后蜂拥而来、势要催人泪下的幸存者访谈节目中，幼稚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在这类幼稚的煽情折磨下，一位在汶川地震中英勇救人的女警员接受完专访就伤心地昏倒了。因为她自己失去了包括孩子在内的十多位亲人，而记者为了达到煽情效果，不惜往她的伤口大把大把地撒盐，迫英雄流泪，迫英雄哭泣。这诸多个案，有中央电视台的，也有省级电视台的。

　　「一个刚刚被救出来的小女孩，衣服是破破烂烂的，还被抬着的时候，就有摄像机来拍她，把话筒放在她跟前，让她说什么呢？她不得不说感谢谁谁谁吧」（南方周末）。这是一位日本记者对中国式灾难报道的印象。遗憾的是，在两岸三地的电视画面中，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恰恰经常导致记者犯上幼稚的常识性错误。因此，如同台湾作家米果对当地记者灾难报道的尖锐批评一样，内地也有网上文章就汶川地震报道向记者愤怒地说「不」。

　　可见，新闻体制有别，表现形式不同，但煽情本质及浅薄度，内地的社会主义媒体与资本主义的港、台媒体异曲同工。

　　因此，前述论文提出一个被媒体忽视的常识性原则：新闻价值不应该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灾难报道必须贯彻同情原则；报道的必须是真实的，但真实的未必是必须报道的。同情，这一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原则，1996年首次写进修订的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伦理准则》。

　　完善这一原则的根本之道，是还原新闻节目的新闻本位，将之与广告及收视率重新剥离。这样，记者才能避免被老板的利润追求异化为新闻炒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