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讲学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了北京大学「海外专家学者讲学计划」，2011年9月1日到达北京，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讲授一个学期的「电视新闻分析」课。 北大的课还没有开始，清华大学的一位朋友紧急向我求援，希望可以为清华新传学院研究班讲「电视新闻专题报道」，教这门课的一位香港老师临时来不了。刚答应教这门三个学分的课，清华又一个请求过来，一位教「高级采访」课的老师中风入院，我是否可以再兼教多一课？

　　人生充满了许多偶然性，原本很轻松的四个月北京住游的计划，变成了要一周教三门课，成了全职教师，教课量比起北大、清华的任何一位教师都要大。具体的教学时间为每周四0950至1215在清华教本科生高级采访，有86位学生；同日1300要赶到北大，有57位学生等我上课；每周五0950至1215去清华教电视新闻专题，有研究生9人，是最轻松的一课。最痛苦的，是每周四中午从清华赶到北大，只有45分钟时间，幸好清华校园与北大校园只相距15至20分钟的自行车距离，日子久了，我大概只用10分钟就能从清华到北大，还有充分时间在学生饭堂吃午饭。

对老师的尊敬
　　四个月前，我对北大清华的学生，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知道他们都是全国高考中的状元；经过了四个多月的相处，我对他们有更多理性及感性的认知。

　　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尊敬，至少从外表行为上是这样。我在香港各大学兼任教职二十年，香港的大学生、研究生对老师的态度，一年不如一年，在课堂上摆出一副河水不犯井水的姿态，在校园相遇，也从不主动向老师打招呼。一位在大学教学多年的朋友说，学生是老师的「顾客」，老师要好好招呼。

　　内地学生对老师的尊敬，相信大部分出自真心，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对老师都是尊敬的。在北京教书，拾回老师应有的尊严，对这情况，起初我是有点不适应。例如学生见我拿着教材，马上上前帮忙；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国防生」，每次主动为我的水瓶添加热水，为我布置老师专用的座位……起初我非常不适应，认为她不需为我做这些事情，她还是很坚持，认为学生应该为老师做事。「老师要你为他洗衣服，你也做吗？」我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想挑战她的底线。那想到「国防生」还是一脸笑容，想也不想就很真挚地回话：「会的，我很愿意为老师洗衣服。」后来我了解，「国防生」是一类很特别的学生，是军队在大学内培训的接班人，大学生要与军队签约，学年期间的学费、住宿、食用一切由军方支付，学生承诺在大学毕业后要到军中服役七、八年，期间如果想再进修，军队也可以保送入大学的研究院。「国防生」对长官有绝对的服从性，在学习期间也视老师为长官，对老师的尊敬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学生。

　　北京高校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应当承认，也带有很多实际上的利益关系。学生的奖学金、出国做交换生、继续升学的机会，大部分由学业成绩来决定，老师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学生的心态
　　另一个特点，是大部分学生都很静态地在聆听，稍为有点互动的教学元素，学生们就会有点不知所措，会主动在课堂上与老师互动的就更少了。个别学生说，他们不主动举手回答，可能也是中学教育形态的一种延伸，惯于接受及背诵老师的说法。在大学课堂上，学生也是习惯了不做任何过于特出的事情，惯于藏在群众当中，决不当出头鸟。如果想找一两个挑战老师说法的学生，更是绝无仅有。

　　北大、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普遍修双学位，就是新闻学位再加修一个商管、经济或外语的学位。新传学院的学生普遍认为，光靠一个新闻学位，不足以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于是，修双学位加上四年级有一个学期在外实习，结果是一个学期要修读35至45个学分，个别的更高达50个学分。许多学生一星期要上课五天，从早上八时一直至晚上六、七时才结束。「这样上课不累吗？」他们大多说还可以，没有问题。当然到了学期末交论文或准备考试，往往就是读书读到昏天黑地，或是通宵在赶论文，男男女女长得满脸暗疮。

　　还有很多细节上的事情，都让人感觉到大学生的心态，带有强烈的中学生色彩，例如他们很在意老师能否准时给他们中间休息的时间，如果三节课连上，每一节课间的五分钟小休时间，学生们特别期待老师能准时让他们休息。对于每节课要准时开讲，也似乎是助教与学生们的共同心愿。

　　班上的清华北大学生，属于「富二代」的，也有一定的人数。女大学生的衣着及饰物，都是名牌。个别女生告诉我，父母要她们在学校内保持低调，不要在衣饰上或消费上引起同学注意。一位女生告诉我，她确实没有一件普通一点的衣服，她一向穿着一件黑绒毛大衣，包得严紧的，单色的大衣内是一件低胸的彩色法国名牌百摺裙。寒假春节到那里去？一位「富二代」女生说，元旦会和妈妈去日本关西泡温泉，农历新年会和另一位同学去香港看红馆的春节演唱会。「富二代」学生有时想保持低调也很困难。

　　不管是有钱的学生还是家贫的学生，他们都很渴求海外的资讯，对香港娱乐圈的事情，比我还熟悉。内地虽然封杀海外的中文新闻网站，学生们人人都是「翻墙高手」，还指导老师如何「翻墙」。每当在课堂上提及香港或海外传媒的事情，他们都会很用心聆听。个别学生对于香港传媒的竞争手法很感兴趣，对于香港记者敢于向高官追问问题表示羡慕，对香港报业评议会种种业界自律的努力表示欣赏，认为内地可以仿效香港业界自律的模式。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由于清华新传学院的课程在改动中，本科生三年级必修的高级采访课，加入了二年级生，还有两位研究生选修。北大方面的是选修课，本科生二、三、四年级都有。课余与学生们聊天，感觉到他们对毕业后的择业方向很忧虑。许多毕业后不愿做记者，因为做记者的局限性很大，跑政治的要做官方喉舌，采访社会新闻的要配合主旋律，做民生新闻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学生们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可以做了三十二年记者？」我的回答是：「我知道有些前辈当记者当了五十年，有的是一天为记者，终身为记者。」我知道这样的回答解决不了他们切身的问题。 学生们经常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们经常提点自己在内地做记者的底线，有那些是禁区，又有那些领域是可以尝试闯关的。学生们对政治的敏感度及成熟度，是香港学生难以相比的。

　　上课之余，多在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水木清华」或两间大学的图书馆闲荡。清华老图书馆是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式设计，大块大块的云石铺在地板及墙壁，一派欧美大学的气势。清华校园的「水木清华」有「自清亭」，是纪念朱自清在该地写出「荷塘月色」一文。北大的未名湖畔，到了冬天结冰期，可以在结冰的湖面上走近「翻尾鱼石」，细看这个圆明园的遗物。未名湖旁，有蔡元培校长的雕像；北大的校征，出自鲁迅的设计；在五四大街的北大旧址红楼访古，又仿佛看见李大钊、陈独秀与一批批热血的北大学子，走出校园，走上了街头。

　　四个月的教学生涯，让我成为了北大清华教师队伍中的一份子，感受到了历史的重量。带着感恩的心情，记下了四个月生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