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媒体识读写」的二三事：2012媒体与传播亚洲代表议会后记

　　参与学术会议，有点像吃自助餐，要懂得如何切合自己的胃口，作出选择。连绵的会议日程从早到晚，多所课室和议会厅同时进行多场演说和讨论。撇开自己负责的环节必须出席外，其余时间听谁分享，大抵而言是一种学科口味、知识嗅觉及研究素养（research literacy）相互影响的行为结果。虽然今次在曼谷举行的学术会议，主题是「定睛在媒体与市场语言带来的挑战」，我个人目光的焦点，却选择了游走于东南亚的文化变迁及「新媒体识读训练」（new media literacy）之间。

为什么，曼谷让很多学者「给Like」？
　　有人开玩笑说，也许开会地点是旅游城市曼谷，本届的与会人数特别多。除占了大多数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印度的教授外，也吸引了一些来自新西兰、澳洲、美国、日本、英国和欧洲等地的学者赴会。

　　提及东南亚的第二大城市曼谷，浮现在香港人脑际的，可能是富传统风情的水上市场、设计新颖的巨型购物商场、行不尽的翟道翟周末市集（JJ Market），甚或在电视上看到的「千奇百趣」。然而，当二零一二年十月底到了曼谷，我却无暇往上述旅游点。从十月廿五至廿七日，我都在朱拉隆功大学的传播艺术学院（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Arts, Chulalongkron University）。

　　Chula—「朱拉」（当地人，包括大学师生都喜欢用的简约称呼），除了是泰国公主曾经修读学位的地方，更是盛产泰国众多影视明星之处，例如电视俊男Pong、电视女主角Peung和在零九年泰国最卖座电影Bangkok Traffic Love Story《轻轨恋曲（下一站说爱你）》中客串的美女Aff Taksaron等。两年一度的媒体传播亚洲代表议会（Asian Congress for Media & Communication, ACMC）学术研讨会，这次由朱拉传播艺术学院协办，开会地点就是位于「乡村」区，新落成楼高十一层，刚使用近一年的传播艺术大楼。

　　多谢「朱拉」一位学生导游大使的介绍，得知座落于帕亚泰大道（Thanon Phayathai）两旁的东、西校园区，在新一代学生的日常交谈中，分别被昵称为「城市」和「乡村」，因为东校园区一带看起来很美、很富庶，令人很想搬进去。

　　知名的广告研究学者费里斯（K.T. Frith），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撰文提醒跨国公司要注意东南亚对国际广告的抗拒问题，特别是这些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对广告所鼓吹的全球消费意识的厌恶。「文化拉扯至今天，很多商务旅客 （包括一些开学术会议的学者）都很喜欢曼谷，因为在「朱拉」附近一带的暹罗区（Siam），在东南亚传统文化的外观背后，依赖着全球文化而变得很「城市」，即具备了现代西方标准的方便、舒适及消费愉悦性。

东南亚地区的新媒体文化
　　虽然身在「城市」的享用国度，不少学者心，惦记的仍是「乡土」事，特别是两者之间产生的张力。我们知道在东南亚，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最为显著。象征「全球一市」的社交媒体，骤然间普及起来。它对某些相对处于弱势和边缘的地方和族群产生的影响，是复杂和微妙。新媒体全球一「市」，喻表的不单是从停滞、落后的乡村意象，转换为快速和不断流动的「都市」节奏，这市也是「市场」。市场讲求的是灵活，是消费方便与回报率的计算。

　　例如，虽然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有一座「垃圾山」，提醒大家仍有很多贫穷问题。但听说，已有三分一菲律宾人口上了网，当中超过九成网民使用Facebook。特别是廿来岁的菲律宾家庭妇女，她们花在社交网站的时间很多，除了在网上交谈、娱乐，更成为长期不断与海外的家庭成员接触的既重要又便宜的媒介。有些经济较差的人会宁愿减少其他消费支出，以保证自己可以继续用手机、用社交网站。

　　当热门APP手机游戏愤怒鸟（Angry Bird），去年春天拣选了在脸书用户全球人数排第二多的印尼之耶加达举办全球发布庆祝活动，不少传播学者就醒觉到，与搞公关、市务推广的传播界同业相比，我们对东南亚传播消费市场的认识是慢了几拍。至今，关于东南亚传播问题的研究，积累了的成果很少，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步伐。

　　然而，有句谚语这样说：「池塘小不是问题，池塘水不动才是问题。」我参与这次会议感受到，研究人员数目如池水，虽然少，但各人已活跃起来。关于东南亚的新媒体传播及文化研究，可以丰富我们解读全球现代性（复数，Global Modernities）的意义。究竟在「数位移动平台」（digital mobile platform）这社会科技发展的主旋律底下，「新媒体乐章」在「全球（在地）化」的现实中，是会怎么样「同中有异地」彰显呢？这是我在会议期间常常留心的问题。

新媒体，要识读又识写
　　第二个留心的焦点是，媒体素养教育的新思维。媒体识读的字面意义，就是认识和解读媒体的能力，要「识用」和「识分别好坏」。当中，批判是最重要的教育主题。

　　谈批判，我不禁想起，已故的著名社会学者、兼报人成露茜博士编写的遗作《批判的媒体识读》（与罗晓南合编，台北正中书局，2005年）。成教授于香港出生，在台湾成长。她于二零一零年初，因癌病逝世。而她曾任教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格外为她下半旗一天哀悼，纪念她藉媒体、教育和社运为弱势族群和女性发声所付的努力和贡献。作为社长，成露茜给在台湾的东南亚裔移民办过《四方报》。这报是在台湾出版的泰文、印尼文、菲律宾文、越南文和柬埔寨文报纸型月刊，其内容除了东南亚各国的当地新闻外，也把台湾当地新闻翻译为各种东南亚语言，以连系这群来自四方八面的东南亚移民工人。

　　会议上，有些学者就是关注传统媒体新闻及网络力量如何在市民群众中起作用，即新旧媒体的政治性和角色差异。不过，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新媒体素养教育的「创作」训练。诚如有些研究员提出，在新媒体时代，识「读」与识「写」应重新界定。潜台词是昔日大众媒体掌握在少数权力精英手上，批判训练是为「解放被动的」一般媒体消费者（media consumer）而设想。但今天很多网民都是「媒体产消合一者」（media prosumer），在自制的各式各样的网页或社交网站上，他们除了书写博客式文章，还上载生活照片、恶搞图片和歌曲、也生产社区录像、微电影、电台节目…等等。因此，媒体教育的课程，要顾及到新一代媒体使用者也是生产者的角色转变。「识写」二字，是针对数码多媒体创作的「关身性批判」（critical-reflexive）训练的目标而言。

影音叙事的能力和「关身性批判」训练
　　对成长于发达城市的九十后来说，「识写」与否，不单单是关乎如何制作及管理网页、如何使用影音器材，诸如这一类的多媒体基础技术问题。新媒体素养的「写」作是文字／说话、音乐／音响及影像的共建叙事训练，而且要在美学修辞上、伦理上、意识型态上「批判地问自己」制作的文本「如何及为何」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文化政治效果或影响，和探讨自己想尝试达到这传播目的之理由。换言之，新媒体素养在解读和关心消费过程中的「他人制作文本」（例如好莱坞大电影）之外，同时也要关心「自身制作的文本」（例如上载YouTube的微电影及在社交网疯传的二次创作恶搞海报）在数码互动世界中的意义。

　　回看东南亚国家，假若昔日是老报人用文字为他们报导发声，是跨国企业用广告及大电影塑造西方帝国的文化消费模式；今天，当新媒体成为新一代生活的必需品时，在使用文字影音传播的「识读写」培训上，我们要切实思考，我们希望有怎样的教育效果呢?和怎样探讨如何能达致这样的媒体素养目标。盼望学者们，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怀，能和全球消费市场与时并进。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