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角度下的香港传媒

　　回归临近，相信每隔几天，就可在报章找到有关自由的新闻，香港人似乎觉得「政治」因素对社会的干预已司空见惯，或许认为是必然的「事实」。

「政治」加「经济」分析的重要

　　然而，在西方，同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因素干预新闻自由比较少为大众关注，法律已保障新闻自由，美国的「第一修宪」（First Amendment）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政府不可妄以行政手段干预新闻传播和意见表达。大众所关注的反而是「经济」因素对新闻内容的影响，主要是商界或企业对传媒的操纵，在商家的角度，传媒是摇钱树，赚钱就要争取广告客户、吸引最大的读者群，而由于富少贫多，传媒通常走通俗路线，媒介产品的质素因此不断下降。加上业家的雄厚资金，大型传媒集团慢慢吞噬小报和小型电台，造成垄断和媒介集团高度集中的局面。因此，美国有些地方政府设有「反信任法」（Anti-Trust Law），防止过分垄断的情况，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像香港从前的卡特尔（cartel）报业模式，在西方甚为少见。相反，在香港，分析「经济」因素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却多为忽略。

　　虽然香港被「华尔街日报」连续三年选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城市，港英政府一直实施自由贸易及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但香港又存在九七政治问题。因此从政经角度——即「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因素的互动——分析过渡期香港的新闻自由，比单从「政治」或「经济」角度分析比较适合。

什么是「自我审查」？

　　在后过渡期内，新闻媒介的「自我审查」是香港大众和新闻工作者的重大忧虑，所谓「自我审查」，或与这个词汇意思相近的「政治审查」和「新闻审查」等，都泛指政府用「政治」手段有形地或无形地干预新弭的运作过程，影响新闻自由。

　　根据最近一项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的调查，有一半的新闻从业员认为「批评大陆时有顾忌」，另外，港督彭定康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审查」忧虑，但中方多次表明香港仍享有高度的自由权，否认没有自我审查的情况。究竟那个版本是对的呢？

　　前明报社长查良镛的看法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他在一本有关于香港政治过渡的文集写道，「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并不等同「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可能实是后者，目的是为了「适应」大陆，与一个不同体系的国家衔接，这未必是跟大陆干预香港的新闻自由有关。虽然笔者不完全赞同，但他的看法确有其道理，若「审查」的意思是媒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报导作出删减，「约束」只是媒介站在自己的立场对新闻「内容」作出更改和调节，其原因不一定是政治因素以及与统治者的「控制」（control）有关，笔者认为极可能包括经济考虑。

新闻自由能否跨越九七，是许多香港市民共同关心的事情。

报刊「转軑」的经济因素

　　不少报刊被认为「转軑」或「亲中」，以往也有不少的报章内容分析提出证据支持媒介逐渐左倾。外界均认为「转軑」全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但究其原因，传媒「转軑」不只是要减轻政治压力，以求生存，转换立场的背后可能有助开辟新读者群。媒介是商业机构，受市场的制肘，无论政治取向如何，如果销量不济，没有读者接受，纵然有党派支持或财团作后盾，亦会倒闭关门。

　　首先，香港的读者正在转变，越来越多大陆新移民来港，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跟香港人争取民主、人权的看法未必相同，所以传媒转换立场，以中国角度分析形势，似乎更符合新读者的意识形态，与大陆的压力并没有直接关系。就算是左派报章，以「大公报」为例，有四成的销路都是内销大陆，广告对象都是内地市场，它不能不照顾内地读者，以国内的意识形态报导新闻和评论。

　　再者，香港人常被认为政治冷感，政治往往是报刊的毒药，因此一些销量高的报纸都是采取综合性的题材，以吸引更多读者。尤其在后过渡期，与香港同是共济的香港居民，面对每天大陆对民主派，人权法的炮轰，定都望议和为贵，减少争端，因此报刊为迎合读者口味而改变立场也可以理解。

「转軑」的负面影响

　　但是「转軑」不是「万灵药」，有时不单不能增加读者，反而有反效果，例如「信报」的深刻尖锐的评论文章正是其卖点所在。如果将其批评删减剔除，反而未必是有效的经济策略。况且媒介不单是一种商品，它是有其社会责任，任何新闻从业员，都不得不承认新闻行业有其专业操守。如果大众媒介变成为政府的喉舌，不但受舆论压力，也会赶走部份不满的读者。

　　既然「转軑」不一定增加读者，某些报刊唯有策略上进行「适应」。香港报业以往是文人办报或家族办报，创刊的目的可能是抒发政治理想，所以难免在报章新闻内容上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我们可留意到，现在报刊尽量把「意见」与「新闻」分家，社论上又尽量保持中立，多分析时弊而不作定论，但另辟评论版，容纳不同政见人士的声音，既可名义上尽了传媒责任、抒表各方意见，也可避免负上责任，内容上避免触礁和得罪中方。

九五年香港报章市场曾掀起一场激烈的减价战。

市场可开辟政治空间

　　九五年「苹果日报」的出现才让「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重新掌管本港的报章市场，减价战又打击报刊业的经济，各报章不得不增强内容或更改版面来吸引读者，而且，报章须要再次定位，发掘市场空隙以求生存，但这些经济因素的互动亦同时对「政治」市场造成冲激。　　无疑在后过渡期内，报章越来越小心处理新闻，在二月二十日官方正式证实邓小平入院急救无效之前，本港报章大都小心去处理，以用官方言论作为标题，否认邓小平的死讯，只有个别传媒敢直接以「邓小平病危」作为标题。

　　商业报章为求鹤立鸡群，争取更多市场的肯定，间中也冒险报导一些未证实的重要消息，最明显就是邓小平的死讯在去年已不知传了多少遍。市场不单可以影响独立报刊的内容，甚至可以影响左派报的导向。就算是「大公报」和「文汇报」虽同为左派报纸，但竞争同时存在，因此口径却不一致，九五年，在新华社未公布之前，「大公报」与其他香港报纸率先以头条报导中共元老陈云之死。又例如本港四张亲中报章亦要找自己市场的空隙，以争取某一类型的读者，如「香港商报」去年九月重新定位为一份经济性的报纸，以求突出它在左派报纸的形象。

　　另一例子是去年钧鱼台的报导，虽然中国政府低调处理，但据统计所得，在去年九月，出现在两份左派报章有关钧鱼台的新闻比其他独立报章更多，这些与中央不太相符的政策，与本地的市场有直接关系。如果某左派报章长期舍弃有新闻性的消息而不为读者接纳，销量锐减，相信中央也不会支持一份没有影响力的报纸。

本港四份亲中报章，亦需寻找市场空隙，以争取读者。

新闻自由越见收窄

　　一些东欧的政治过渡研究发觉政治过渡的初期，媒介往往会百花齐放，但步入政治稳定的阶段，传媒的声音就越来越少。回顾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前途问题还未落实，基本法方案还未有共识，传媒包罗各方意见，但在后过渡期的最后阶段，大局已定，行政长官已立，媒介是否同样走进整合阶段？

　　从政经角度分析，中央政府希望媒介的反对声音小，共识多，以求稳定过渡；媒介作为商业产品，也希望少谈政治，多走群众路线，以适应市场导向，结果，香港传媒内容越来越非政治化，这也符合政府稳定过渡的意向，新闻自由的空间因此有可能越见收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