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回归与广播电视转型

　　根据八四年十二月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于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主权的回归不只是简单的旗帜的更换。联合声明保证香港的政经体制、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依照九零年四月中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九七年后香港将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继续发展。

　　事实上，从八四年起，香港踏入了主权移交的富有戏剧性的过渡阶段，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或明或隐的变化，在在显示香港不久将在中国的管治之下。

　　细列这些变化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但简述下列瞩目之处将有助对广播电视的探讨：中国对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上的影响日益明显；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政党政治日见活跃；香港由一个没有民主的自由社会逐渐进入民主化的进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厂企业北迁大陆，香港同内地的经济关系愈益紧密；香港逐渐摆脱殖民地的阴影。

　　尽管有种种变化，香港在总体上仍保持社会的稳定、可观的经济增长、多元的文化、活跃的国际贸易和自由的新闻环境，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向九七过渡。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对广播电视的转型作有意义的探索。在很大的程度上，香港广播电视已经或即将发生的变化，与九七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

传媒生态环境生气勃勃　 回归广播角色功能起变

　　香港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却有着与西方不遑多让的自由的传媒环境。一些在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禁止流通的传媒产品，在香港则可大行其道。

　　《第三世界的传媒发展》一书作者Hachten认为，香港的媒体享有亚洲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自由，自由度仅次于日本。多样的印刷和电子媒体、高度自由的信息流动、多元化的观念市场，以及激烈的竞争，这一切赋予香港传媒生态生气勃勃的特征。

　　在香港的过渡时期，广播电视和社会变革的互动加剧，前者既是后者的记录者和推动者，同时亦在后者的牵动下日趋转型。

　　随着主权回归的逼近，香港广播电视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一系列意料之中或出乎意料的明显变化。譬如，电台、电视台广播中，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节目与日俱增，从而促进了港人对中国各方面的了解和思考，为主权回归起到铺路的作用。

　　再如，许多年来，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清一色的语言是广东话和英语，但在过去几年中，作为中国大陆国语的普通话，渐渐在广播电视中占一席地位。今年三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隆重启播，揭开香港广播史崭新一页。可以预示，「三语鼎立」将是今后香港广播电视的一大趋势。

　　另一变化是资讯娱乐化，其中以亚洲电视本港台的《今日睇真Ｄ》和无线电视的《城市追击》最令人侧目。这两个节目以名人丑闻、婚变争产、打劫奸杀、天灾人祸等社会新闻招揽观众，用夸张、渲染、突兀、演绎的手法将新闻节目配以娱乐包装，哗众取宠。前不久，《今日睇真Ｄ》就在黄金时间以三小时之久轰炸式地报导香港演艺圈名人邓永祥全家争夺财产风波。在收视率大战中，这两个节目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娱乐化资讯大行其道，反映了过渡时期香港居民政治冷漠的普遍心态。政治的被动和无奈导致市场化的娱乐节目的盛行，而娱乐节目的盛行反过来又加深了政治的被动和无奈。

九七因素与自我框限 　避重就轻以淡化敏感

　　传媒自我设限的问题，近期受到香港社会的普遍关注。香港报章常用「自我审查」一词，这主要是沿用西方的定义；而大陆学者亦有提出香港「传媒中移」的概念。作者认为，「自我框限」更适合香港特定的情形，似乎较贴切。

　　「自我框限」本质上是九七因素下传媒自发的方向性调整，其基本表现是：传媒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九七年七月一日行将就木的殖民地政府，但对未来主人的评头品足则慎之又慎。自我框限的原因主要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受众市场的转变、对未来不可避免的中国管治的听天由命，或是它们的结合。

　　就广播电视而言，有三种显见的框限策略：

　　一为「回避」，即尽量不播报触犯中国政府的内容。如九三年九月，无线电视从英国BBC购买了《毛泽东——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播映权，但因知悉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该片而置公众抱怨于不顾拒绝公开播出。九四年年中，亚洲电视的六位编辑和记者集体辞职，抗议该台高层决定抽起一辑西班牙拍摄的关于八九年学运的纪录片。

　　二为「稀释」，即不是依照新闻本身的价值来处理报导，而是害怕冒犯中国当局，故意避重就轻，竭力淡化节目中政治敏感的内容。一个方法就是尽力开拓软性节目，冲淡敏感政治话题在节目总体中的份量。结果是，电视屏幕上充斥关于黑社会活动、畸人怪事、自杀、赌博、暴力、家庭惨剧、名人闲言碎语之类的节目。上述《今日睇真Ｄ》和《城市追击》一波又一波的搏出位的内容，便是「稀释」的突出明证。

　　三为「冷落」，即对本应大力播报的热点新闻，有意识地进行冷处理。一九九五年关于香港立法局选举的电视新闻报导则是一例。立法局选举是九五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这次选举中全部六十个席位都由公开投票产生，大约有一百万人参加了投票。然而，香港主要的商业电视台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报导却是低调、冷落处理，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仅在新闻节目中作几分钟的常规报导而已。

保持亚洲广电中心地位 　严守「一国两制」决定因素

　　长期以来，香港被广泛地视为地区性的广播电视中心。鉴于香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开放多元的政治和文化氛围、蓬勃发达的大众传媒，和宽松自由的媒体环境，这样的印象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香港广播电视业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进一步巩固香港这个国际都市作为地区广播电视中心的地位。

　　一些西方主要的电视公司同样也想从香港的广电市场分一杯羹。九五年六月，美国NBC在香港建立了CNBC总部，使用一个有线频道向整个亚洲传送财经消息。同时，Disney和The Discovery也在香港建立他们的亚洲总部。由此可见，亚洲广电中心这个美名香港实当之无愧。然而其中心地位正日益受到威胁。

　　一方面，亚洲其他国家的广电事业正快速发展，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是亚洲广电中心这个称号的潜在竞争者。其中最突出的是新加坡，该国正千方百计地吸引外国广电公司。事实上，诸如ABN、HBO、ESPN等公司已在新加坡建立亚洲大本营。假如香港的广播电视事业停滞不前或不进反退，那么其地区性广电中心的桂冠就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让位于新加坡或其它亚洲国家。

　　另一方面，香港主权回归之际，中国对大众传媒严密控制的传统，令外国广电公司投资香港迟疑不定。STAR TV不知道九七后命运如何，已在泰国建立了后备台。有一个非常有趣但绝对可以说明问题的插曲：一个香港广电代表团在访问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时，有代表表示希望香港九七后继续保持地区性广电中心的地位，而一位广电部官员却反问：如果香港保持中心地位，那么北京将算什么？

　　政权移交后的香港如果要保持其中心地位，中国严格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决定因素。香港应继续提供多元化的经济和有利的投资环境，使更多外国广电公司乐于在香港投资的同时，本地电台电视台也可以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香港需要保持和在未来进一步发展公平的竞争环境。本地制作的节目亦必须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目光，以吸引香港以外的观众收看。

　　香港主管广电的政府部门必须不断检讨自己的政策，使其更能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的变化。

中港传媒体制千差万别 　广电前景自由能否延续

　　香港的广播电视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政府的干涉较少。绝大多数香港电台电视台都为私营机构。香港没有文化保护主义。

　　在中国大陆，电台、电视台受到严密的控制，本质上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尽管中国的传媒在邓小平九二年南巡后大步向商业化迈进，但是私营传媒仍遥不可及。电视观众依然无法接触到那些政府认为存在政治错误、意识形态错误或精神污染问题节目。改革开放使中国的传媒可以像鱼一样在商品经济池塘中畅泳，但这条鱼只能在政治的鱼缸中摆动。

　　由此可见，中国和香港的广播电视在两个不同的系统中运行，九七香港回归后，香港的广电事业会怎样？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 如果中国真正履行其在《基本法》和《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切实推行「一国两制」，香港的广播电视制度将会基本不变，继续生气勃勃地发展。

　　第二、 香港回归中国后，中港两地的各种交往会大大增加。以盈利为终极宗旨的香港广电机构，势必机不可失地加速开发中国广阔的市场。中港两地广播电视的节目交流与合作在九七后会出现新的浪潮。一方面，香港制作的节目在中国会有很大影响力，另一方面，香港制作的节目会竭力避免任何在政治上触犯中国政府的内容。广播电视的自我政治框限将会继续，而其娱乐功能则不断强化。

　　第三、 中国大陆有通过控制传媒资源和大众媒介来加强意识形态宣传的一贯传统。中国也可能利用政治或经济的手段来逐渐改变香港广电业的生态，如建立与内地功能相似电台或电视台，控制股权，从政治上影响那些负责广电的公司等。假如以上这些成为一种趋势的话，那么香港的广播电
视会逐步与大陆的广播电视趋同。

　　第四、正如英国评论员Michael Yahuda所言：「中国正在经历着根本的变革，它未来的方向还不甚明朗」。假如中国广电自身变得更加开放，更多元化，香港的广电业会扮演一种更生气勃勃角色。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开始渐渐容忍媒介对中国的一些阴暗面进行报道和批评。当然，在短期内，私人拥有广播电台或电视台的可能性在中国仍微乎其微。

　　第五、 因为香港有作为国际财贸、航运中心的优势，也因为香港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它将在引进先进复杂的传播技术方面，依然保持领先地位。

　　《联合声明》附件一清楚表明，特区政府将保留以往香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与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通信、旅行、运动、罢工、示威、择业、科研及信仰自由。以此推断，香港的广播电视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扮演同以往一样的角色。但是承诺毕竟是承诺。

　　在过去几年中，香港各阶层有不少人对九七后前途悲观。正如专注研究香港的Skeldon所说：「现在有一种因为九七临近中国不断干涉香港而产生的恐惧，和一种对英国政府的希望破灭的情绪，英国政府为了中英关系而不停地向中国妥协」。

　　Michael Yahuda的调查显示，新闻自由是香港居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九六年的一项调查表明，72%的被访者认为政权移交后新闻自由会受限制。

　　如何解释这种悲观情绪？这里有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个人的原因。

　　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许多香港人对九七后前景的看法。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访者（50%）在天安门事件后对中国政府既不相信，也无信心。中国和香港在新闻理论、传媒体制、媒介实践上存在着很大不同。许多香港人担心中国处理传媒的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威胁或改变九七之后香港传媒的状况，从而使新闻自由的空间缩窄。

纵有承诺疑虑重重 　未来转变时间见证

　　任何政权的转移都会涉及变和不变。至于香港，应该说延续将多于变化，因为《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尽管有这样的保证，不少香港人仍疑虑重重。这一方面因为一些香港人长期以来已形成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因为两地的政治、社会、传媒体制等方面千差万别。中国在过渡时期对香港的所说所为亦有相当的影响。

　　对九七后香港广播电视的前途，既有乐观派，亦有悲观派。乐观派认为，有《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作后盾，香港的广电业会继续自由运作、蓬勃发展。

　　悲观派从中国的政治体系和它一向严格控制媒体的纪录中，得出九七之后，香港传媒所享有的自由必然会愈来愈减少的结论。

　　当然两极之间有大量半乐观派、或准悲观派。

　　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未来主义的「游戏」中，最后的庄家是中国。众所周知，「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七十年末中国大陆领导层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如今运用于香港，作为主权回归后的治港模式，是期望通过「一国两制」的成功来完成统一大业。虽然如此，香港、台湾、及世界各地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存有疑虑，感到困惑。

　　主权移交的倒数滴答作响，日渐临近。香港未来如何，惟有时间可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