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世纪快到尽头的今天,传媒环境出现一种「后现代转向」,令批评传媒的概念、标准和角度都面临重大挑战。
科技引发传媒巨变 后现代成生活现象
数年前,我与伦敦大学传播学教授James Curran老师谈及后现代理论,大家都视之为学术潮流,只会兴一时之盛而后将沉寂学界。 Curran教授专研马克思主义及媒介政治经济学,对后现代这种时麾学说兴趣不大。事实上,后现代的语调,颇给人赶新潮的印象。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当年对后现代的抗拒和判断是错误的。
科技引发的传媒巨变,确实改变了现代社会—资讯、影像、知识、感性、品味、价值,都因为传播技术的惊人容量及弹性,而变得流动、断裂、复合、混杂、真假难分、立场纷乱。以往主流媒介压抑另类观点,现在主流却有吸纳小众的倾向。跨国音乐工业、把非洲、亚洲、各类边沿音乐,都吸收转化,变成主流的合成部份。精细的市场开发计划,配合分众科技,令媒介小众化,但与此同时,市场主导的大众媒介,又在竞争之下努力扩大主流销费群。
传媒较为单一、单向的媒介环境,现在快要成为历史陈迹。大部分人一起看电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媒介使用习惯也在快速转化,年青一辈「看」电脑、送email,「媒介代沟」愈来愈深,对于成年人来说,后现代处境只是一种学说,对于下一代而言,后现代很快便成为生活的现实。
旧有标准难套用媒介批评存疑问
在这种混杂而且极端吊诡的情况,以往一直使用的概念,很难套用于媒介批评: 当言论、立场变化多端,我们如何批评媒介「转軚」;当小众传媒愈来愈多,CultMedia往往有一群一群半隐蔽的拥趸,各有千奇百怪的口味,我们如何批评别人「品味低俗」;当私人的电脑媒介愈来愈普及,各人有各人的私人媒介空间的时候,我们如何引用「公众空间」这个概念; 当技术愈来愈能够「控制」及「处理」影像,我们如何介定「现实」与「假像」; 当「后资本逻缉」将市场分层到极至,我们如何区分新闻与娱乐、如何坚持所谓的「平衡中立」、如何批评所谓锁碎化的「媒介议程」制……
我对后现代理论只是一知半解,上文只是粗略讨论一下我对媒介批评的疑问。面对新转向,现在似乎未有思想领袖可以指点迷津。不过有两种流行观点,我认为都不可取,或许可顺带一提。
第一种是传统批判角度,对后现代思潮颇为抗拒,认为后现代主义把现实环境描写得太纷乱,言语含混,思路矛盾,因而对近年媒介的转向采取「逃避」的态度,甚至返回单一化的道德批判。
第二种观点是以犬儒的方式全面接受后现代论述,强调读者、观众的解读乐趣,放弃大部份的批评标准,以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描写后现代的悲情世界,批评媒介变成了批评者阅读媒介的私人日记。
政治经济强势介入 逃避迷失间觅新路
在香港,政治及经济力量以强势姿态进入媒介的竞逐场,倘若媒介批评在后现代的迷阵中放弃对权力的批判,并非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做法。也许我们需要在「逃避」与「迷失」之间寻求一条「再见」传媒的新路。
近十多年,政治学家Gramsci的学说,颇受学者欢迎。他的言论,较有弹性,可灵活应用于动态的处境,而且细致分析权力又与之抗衡,并非如后现代论述那样,迷失在权力的网络之中。我们的传媒批评,或可借用一下Gramsci的概念的方法,从而发展多角度的批评进路。
不少借用Gramsci理论的传媒学者,强调媒介是与政经权力共舞,彼此有攻有守,有进有退,是据点之争、战线之争(War Of Positions);意识形态是动态的,批判与争取,需要考虑处境、使用策略、甚至需要转軚,灵活「转变」批判的标准,经常评估公众情绪和传媒态度。此外,批评不一定要将视野单单放在舆论之上,也可将媒介批判以外的文化创造、另类创作、新媒体的探讨、社运组织的串连,一概合并考虑。
如果有更多人在新电脑媒体中发展媒介形式,又有更多的组织网络探索新观念,加以传播、强化、并以创造性的形式表达,那么在后现代处境的媒介战线将会更刺激、更为动态,而且对权力的分布,将更为敏感。以上都只是一些十分初步的想法,在香港从事媒介批评的朋友,或可摆脱「单打独斗」的习惯,多点交流讨论,寻找一些遍用于此时此地的媒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