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而修远 香港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进修

　　去年九月，我向任职八年多的《信报财经新闻》请假一年，到美国史丹福大学进修，这已经是我十年多的新闻工作生涯中第二次到美国学习了。为什么要不断进修？学而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新闻工作者若长年在重大的工作压力下，何尝没有困的感觉？如果不定期吸收新知识，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下，很快便会脱节，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究竟，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有没有足够的进修机会呢？我看还很不足够，雇主的支持也十分有限。现实的情况是，如果记者说要去进修，特别是出国的话，很多就从此离开他/她曾经深爱过的这份职业，新闻界人才流失的情况相当普遍。

难得争取进修机会

　　笔者是念文史出身的，当年香港大学不设新闻传播的科系，读本科时没有机会涉猎这方面的知识。停学当学生会干事的那一年，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跟新闻界有了较密切的接触，从此就结下不解之缘。八七年毕业后曾留校工作一段日子，期间得《信报》陈景祥兄的提携，有机会协助他进行一些采访，边做边学。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我从北京返回香港后，马上到了美加两地交流。两个多月间，我作为特约记者帮《信报》做采访，也为《文汇报》写海外民运见闻。返港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正准备创刊的《壹周刊》。草创初期，员工都十分投入，我还记得当时的副社长香树辉说过，等公司上了轨道后，会考虑送记者出外进修。不过，由于与大老板的理念不同，很多较资深的编采人员都相继离去，最后连香社长都因人事倾扎而退出，哪还会有人敢提员工进修之事？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转到《信报》工作，主要负责中港台政治评论的编采，愈做愈觉得需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九四年初我便申请念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哲学硕士兼读课程，白天上课，下午到深夜上班，这样熬了五年多才能写完论文，读完学位。这几年虽然没有机会享受校园生活，但师生间的互相请益，同侪中的不断交流，大大的开阔了个人视野。

　　九四年的下半年我难得有第一次到美国进修的机会。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普尔特媒介学院(The 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有一个设有奖学金、为期两个月的传媒管理课程，主要是提供给在美国正在念新闻传播硕士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学生，但也有例外，在《信报》工作多年的陈景祥兄是第一位以香港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获录取的。目前在香港大学任教传媒管理课程的刘端裕教授当年的大力推荐起了关键作用。由于陈兄开了先河，加上他与刘兄的拔刀相助，最后得到公司老板的批准，我才有机会如愿以偿。

美国重视新闻教育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新闻教育与记者在职进修的国家。全美有四百五十多个新闻传播学院，每年训练大量媒体工作者。在美国当新闻从业员有很多进修机会，是真正的无冕皇帝。从顶级私立大学到各种各样的研究机关，有不少奖学金可供申请，作为期几个星期到一年不等的学习。从事不同专业采访或编辑工作的人，都不难找到进修的途径。普尔特媒介学院是由《圣彼德斯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的老板尼逊普尔特(Nelson Poynter)创立的，旨在培训更多专业及优秀的媒介人才。为了使这所学院的财政来源有保证，他让这所非牟利的教育机构拥有该报的控制权，相信全世界也难找到第二个例子。该报老板尽管已去世，但该媒介学院照样健全的运作下去，而且这几年有更大的发展，帮助南非与哥伦比亚等地训练新闻人才。比较之下，华文报业里有几位报人具有这样的胸襟与远见？

　　在两个月的进修后，我还趁此难得的机会到东岸多所名校及研究智囊机构采访，更约得不少新作者加盟投稿，这是只呆在香港没法做到的。在访问哈佛期间，约见了当时正任该校尼曼学人(Nieman Fellow)的《大公报》副总编辑曾德成，他是第三位香港人获此殊荣（前两位是《南华早报》的潘朝彦与《华侨日报》的彭焕尧）。据我所知，香港的左派报纸很重视员工的培训，从七十年代初起，便有不少本地优秀编采人员能出国到欧美进修，或获派驻到各地担任特派员，人才辈出，独当一面。可惜六四后这批人流失了不少，反而为其他报社所用。左派报纸虽然留不住这些人，但其实已为报界储了才，这种贡献值得肯定。

　　类似哈佛的给资深新闻工作者进修的计划有不少，非美国公民也可申请的至少有史丹福(笔者去年获该校的Knight Foundation（奈特基金）录取为新闻学人之一，可自由在各院系修课或进行研究)、密芝根、夏威夷以及自由论坛、布鲁金斯研究所等；英国则有牛津等，都是很好的进修机会。不过，由于名额有限，而且是全世界竞争的，申请者要有相当的年资、突出的业绩、充份的准备，其中最关键的是公司的推荐，没有任职机构的保送（保证员工进修后可回到原来的岗位），一切无从谈起。但香港有多少传媒机构老板与高层愿意为员工开方便之门呢？

好好装备迎接挑战

　　近年香港新闻界人员流动频繁，能做上两、三年的便称资深记者，外国记者做几年可能还在跑社区新闻，要长年积累经验，才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江泽民不久前批评香港记者太年轻、幼稚，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的表演太差，大家都较同情记者的处境。新闻工作在香港的地位不高，由于易进易出，无论是否受过新闻专业训练都可当记者，难免水准参差。长久以来，新闻工作者没有什么进修机会，近年不少人读第二学位，各大学也纷纷推出新的传媒硕士课程，一下子进修成风，连中上层管理人员也重返校园，这是好现象。

　　不过，高等学位名额毕竟有限，对一般年资尚浅的记者来说，这是窄门。目前香港的几所大专院校只提供学位与文凭课程，没有在职进修的短期训练，像欧美学府提供的学人计划，只有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开设过，但由于该中心在开创阶段，资源有限。此外，在香港可供新闻工作者申请的奖学金或基金绝无仅有，反而设于新加坡的李氏基金相当慷慨，有求必应。香港有那么多富商巨贾，连成立一个像日本、韩国甚至台湾让新闻工作者赴海外进修的基金也没有，实在说不过去。香港政府千方百计想约束传媒，但对鼓励新闻工作者再进修方面又做过些什么？新闻工作长路漫漫，挑战重重，如不好好装备，我们无法在新纪元找到方向，愿与同业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