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九七文化与媒体的权力地图

　　九七后，香港再中国化和再国家化的作用下，本土文化的想像界线开始模糊而进入重整状态。透过处境脉络分析，本文试图呈现一幅变动的文化地形图，并探讨媒体在折射权力、调节文化的过程所扮演的角色。

香港文化与香港人论述

　　权力、媒体、文化，环环相扣，不能简单区分，也不能在概念上模糊互换。本文将这三个分析概念，放置在香港具体历史时空作考量。若以人类学定义上的文化来说，战后香港确凝聚了别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和身份认同。但所谓「香港人」与「香港文化」并非本质上的必然，而是一种历史身世和权力建构的论述形成过程。香港人论述，在六、七十年代冒起，七、八十年代壮大，九十年代正典化又同时复杂化。

　　九七之前，在香港文化消失的忧虑情绪之中，媒体大力建构香港的奇迹历史，把香港文化表现为煞有介事的一套正典，媒体中的香港故事，都以「这就是香港文化」的口吻，介绍一个本质化的文化身份。然而这群「香港人」的文化，究其实也是流动不定的生活方式，虽有实质的习惯及价值观可以论说，但所谓香港文化，基本上不能锁定，人言言异，历史阶段各有不同定案，而且一直与中国（尤其华南一带）千丝万缕。从论述形成的角度，「香港人」这种说法，是一种特定权力结构催生的「想像」，一种「话语建构」。也可以说，没有本质意义上的香港人。「香港人」作为一个集体，是投射而来的想像，想像出一个集体，想像出一条边界，作为集体身份安顿之所。这样说，并不是把「香港人」解构然后消化掉，而是强调所谓「香港人」，是历史条件下具体的社会情境的产物。

权力转移后的影子政治

　　九七之后，中英二元权力转眼蜕变，殖民历史论述重新整构，中港人口互相渗透，中港市场互相借用作为跨境杠杆，在这些转变中，对权力十分感敏的香港文化论述难免发生微妙变化。

　　从政治结构的角度看，九十年代中英权力对立之下出现的空间，让本土论述发出响亮的声音。但此二元结构在九七之后随即消解，英权退却而成隔靴搔痒的外交力量。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付诸实践。两制中的「港制」，由特区政府承担和执行。但特区政府并没有全面的民主政制的授权，因而在港人心目中，她的权力由中方赐予，她的弱势管治不时要透过中方的支持才能通过认受危机的考验。

　　过去殖民政府低调的政治干预，让倾向自由主义的本土力量较容易发出声音。九七之后四年，虽然中方自我约束其权力让特区得享自治，但政制规限有倾向性，「两制」之中，香港立法与行政两会向「一国」倾斜。我们或可放下亲中或民主阵营这些具有政治取向的标签，单就政制结构过滤后所呈现的意识形态系谱而论，顺应中国官方立场的提案较易浮现，背逆的论述，往往受压于较多有形的政制规限和无形的自我审查。香港文化习惯之中，与中国主权略有冲突的特质受到较多压抑。权力转移引伸出来的文化调整，不是顺利的文化拼接，而是争持激烈的商议过程，与港式文化相违的争论，经常出现舆论反驳，冷嘲热讽辛辣批评兼而有之，然而，部份本土声音没有民主程序让其力量呈现，逆向舆论不足以扭转「一国」的倾斜。本文无意细论后九七的政治，只想指出，九七后，最高的政治权力，是中央政府，而特区政府，则是中央容许之下才能运作的影子权力；在这个政治格局下，香港本位的论述，难免要朝着国家及民族认同的大方向转化，而转化过程是充满异见的，因为弱势的特区未能生产强力的论述去支援其政治权力。

媒体与政治补偿

　　九七前，由于香港并无强势的高等文化，加上政治的低干预，普及媒体成为本土论述的营造场域，醒目摩登的香港人形像，在电影电视中活灵活现，并反过来成为建构文化的参照模型。后过渡期中英对立所出现的空间，让香港人发展出开放大胆的政治要求。过问政治、对官员有所要求，已形成新共识，并且累积情绪因素及价值肯定，结合一连串的论述网络，如「港式文化」、「言论自由」、「一个两制」等语言，构成港人认同感的一部份。必须重申的是，其实「港式文化」与「一个两制」，只是近年的产物，并没有清晰的内容，但却是港人所认为不容否定的流行论述，甚或视之为香港文化存亡的根基所系，充满着集体情绪的投射，并在媒体之中反覆被肯定。

媒体在折射权力及调节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

　　九七后，中英二元政治权力转眼消解，而权力转移后的论述基点早已启动新的论述生产。政府是论述生产的其中一个核心基点，可透过官员及资源充足的新闻发布网络生产政治论述。然而，特区政府作为中央的影子权力，予港人的印象是，认同一国有余，坚持两制不足。反而中央驻港官员及各类中方委任的谘询代表，却常常发表强硬清晰的立场，清楚直接地体现亲中央的意识形态，与特区政府的暧昧立场形成对比。媒体往往乐于报导中方代表人物的论述，作为高于特区弱势政府的政治风向指标；特区政府一般不会反驳这类政治论述，其立场倾向肯定国家主权并与中央保持和谐关系。这与部份港人在九十年代所蕴酿民主化的要求并不一致。民情超前，政府滞后，流行媒体在这种意识距离之中，扮演了政治补偿的角色。

　　大体上，香港的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以商业运作方式经营，主要使用普及市场作为权力支持，反覆以激烈尖刻的言论，从本土出发，声称代表躁动的香港人，大力批判特区政府，成为权力磨擦的压力活门，宣泄了香港人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从而局部申张了香港人自觉是委曲了的本土身份。弱势的特区政府故此不能有效地以新论述引动新共识，媒体引入了民间于九十年代巩固的自由主义论述，将社会分化的意识形态，以戏剧化而且颇激烈的手法呈现在公众眼前。

　　流行媒体借用的是市场力量，这种动力往往能够抗衡特区弱势的政治论述。媒体全面的市场主导，以通俗、煽情的手法，确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有利可图的占有率。这种媒体民粹主义，混杂各种在权力转型所激发出来的复杂情绪，一方面推崇现代媒体的价值取向，例如言论自由、监察政府等论述，并与「港式文化」的论述结合，原本非政治化的「香港文化」，加入了政治成份，且被视为港人一直坚持的「本质」。另一方面，媒体民粹主义又推翻新闻专业操守的一贯原则，媒体内容倾向窥秘猎奇，选材准则以娱乐价值为主导，将头条新闻娱乐化琐碎化，往往为加强冲突而将问题简化和对立化。读者一方面不满媒体的夸张手法，对媒体的信任不断下降，但另一方面亦借用媒体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和申张一种民权糅合民粹的「港式文化」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