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九七文化与媒体的权力地图

2001-07-15

  九七后,香港再中国化和再国家化的作用下,本土文化的想像界线开始模糊而进入重整状态。透过处境脉络分析,本文试图呈现一幅变动的文化地形图,并探讨媒体在折射权力、调节文化的过程所扮演的角色。

香港文化与香港人论述

  权力、媒体、文化,环环相扣,不能简单区分,也不能在概念上模糊互换。本文将这三个分析概念,放置在香港具体历史时空作考量。若以人类学定义上的文化来说,战后香港确凝聚了别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和身份认同。但所谓「香港人」与「香港文化」并非本质上的必然,而是一种历史身世和权力建构的论述形成过程。香港人论述,在六、七十年代冒起,七、八十年代壮大,九十年代正典化又同时复杂化。

  九七之前,在香港文化消失的忧虑情绪之中,媒体大力建构香港的奇迹历史,把香港文化表现为煞有介事的一套正典,媒体中的香港故事,都以「这就是香港文化」的口吻,介绍一个本质化的文化身份。然而这群「香港人」的文化,究其实也是流动不定的生活方式,虽有实质的习惯及价值观可以论说,但所谓香港文化,基本上不能锁定,人言言异,历史阶段各有不同定案,而且一直与中国(尤其华南一带)千丝万缕。从论述形成的角度,「香港人」这种说法,是一种特定权力结构催生的「想像」,一种「话语建构」。也可以说,没有本质意义上的香港人。「香港人」作为一个集体,是投射而来的想像,想像出一个集体,想像出一条边界,作为集体身份安顿之所。这样说,并不是把「香港人」解构然后消化掉,而是强调所谓「香港人」,是历史条件下具体的社会情境的产物。

权力转移后的影子政治

  九七之后,中英二元权力转眼蜕变,殖民历史论述重新整构,中港人口互相渗透,中港市场互相借用作为跨境杠杆,在这些转变中,对权力十分感敏的香港文化论述难免发生微妙变化。

  从政治结构的角度看,九十年代中英权力对立之下出现的空间,让本土论述发出响亮的声音。但此二元结构在九七之后随即消解,英权退却而成隔靴搔痒的外交力量。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付诸实践。两制中的「港制」,由特区政府承担和执行。但特区政府并没有全面的民主政制的授权,因而在港人心目中,她的权力由中方赐予,她的弱势管治不时要透过中方的支持才能通过认受危机的考验。

  过去殖民政府低调的政治干预,让倾向自由主义的本土力量较容易发出声音。九七之后四年,虽然中方自我约束其权力让特区得享自治,但政制规限有倾向性,「两制」之中,香港立法与行政两会向「一国」倾斜。我们或可放下亲中或民主阵营这些具有政治取向的标签,单就政制结构过滤后所呈现的意识形态系谱而论,顺应中国官方立场的提案较易浮现,背逆的论述,往往受压于较多有形的政制规限和无形的自我审查。香港文化习惯之中,与中国主权略有冲突的特质受到较多压抑。权力转移引伸出来的文化调整,不是顺利的文化拼接,而是争持激烈的商议过程,与港式文化相违的争论,经常出现舆论反驳,冷嘲热讽辛辣批评兼而有之,然而,部份本土声音没有民主程序让其力量呈现,逆向舆论不足以扭转「一国」的倾斜。本文无意细论后九七的政治,只想指出,九七后,最高的政治权力,是中央政府,而特区政府,则是中央容许之下才能运作的影子权力;在这个政治格局下,香港本位的论述,难免要朝着国家及民族认同的大方向转化,而转化过程是充满异见的,因为弱势的特区未能生产强力的论述去支援其政治权力。

媒体与政治补偿

  九七前,由于香港并无强势的高等文化,加上政治的低干预,普及媒体成为本土论述的营造场域,醒目摩登的香港人形像,在电影电视中活灵活现,并反过来成为建构文化的参照模型。后过渡期中英对立所出现的空间,让香港人发展出开放大胆的政治要求。过问政治、对官员有所要求,已形成新共识,并且累积情绪因素及价值肯定,结合一连串的论述网络,如「港式文化」、「言论自由」、「一个两制」等语言,构成港人认同感的一部份。必须重申的是,其实「港式文化」与「一个两制」,只是近年的产物,并没有清晰的内容,但却是港人所认为不容否定的流行论述,甚或视之为香港文化存亡的根基所系,充满着集体情绪的投射,并在媒体之中反覆被肯定。


媒体在折射权力及调节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

  九七后,中英二元政治权力转眼消解,而权力转移后的论述基点早已启动新的论述生产。政府是论述生产的其中一个核心基点,可透过官员及资源充足的新闻发布网络生产政治论述。然而,特区政府作为中央的影子权力,予港人的印象是,认同一国有余,坚持两制不足。反而中央驻港官员及各类中方委任的谘询代表,却常常发表强硬清晰的立场,清楚直接地体现亲中央的意识形态,与特区政府的暧昧立场形成对比。媒体往往乐于报导中方代表人物的论述,作为高于特区弱势政府的政治风向指标;特区政府一般不会反驳这类政治论述,其立场倾向肯定国家主权并与中央保持和谐关系。这与部份港人在九十年代所蕴酿民主化的要求并不一致。民情超前,政府滞后,流行媒体在这种意识距离之中,扮演了政治补偿的角色。

  大体上,香港的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以商业运作方式经营,主要使用普及市场作为权力支持,反覆以激烈尖刻的言论,从本土出发,声称代表躁动的香港人,大力批判特区政府,成为权力磨擦的压力活门,宣泄了香港人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从而局部申张了香港人自觉是委曲了的本土身份。弱势的特区政府故此不能有效地以新论述引动新共识,媒体引入了民间于九十年代巩固的自由主义论述,将社会分化的意识形态,以戏剧化而且颇激烈的手法呈现在公众眼前。

  流行媒体借用的是市场力量,这种动力往往能够抗衡特区弱势的政治论述。媒体全面的市场主导,以通俗、煽情的手法,确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有利可图的占有率。这种媒体民粹主义,混杂各种在权力转型所激发出来的复杂情绪,一方面推崇现代媒体的价值取向,例如言论自由、监察政府等论述,并与「港式文化」的论述结合,原本非政治化的「香港文化」,加入了政治成份,且被视为港人一直坚持的「本质」。另一方面,媒体民粹主义又推翻新闻专业操守的一贯原则,媒体内容倾向窥秘猎奇,选材准则以娱乐价值为主导,将头条新闻娱乐化琐碎化,往往为加强冲突而将问题简化和对立化。读者一方面不满媒体的夸张手法,对媒体的信任不断下降,但另一方面亦借用媒体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和申张一种民权糅合民粹的「港式文化」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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