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在多伦多,来自五十五个国家共一千四百多名传媒教育代表齐集一起,参加「传媒教育二零零年高峰会」;六月在香港,三百名教师、社工及传媒教育倡议者聚首一堂,出席「推行传媒教育:认识与实践」研讨会。
出席二零零零年传媒教育高峰会的人数比上一届高峰会的人数更多,规模也更大,标志着跨越千禧之际,传媒教育在国际上的发展更加蓬勃。而且参加的国家,不仅是传媒发达的先进国家如英国、澳洲、加拿大、美国及北欧诸国,不少代表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阿根廷、南非及墨西哥等,这反映无论一个地区是先进还是落后、传媒科技发达与否,都需要传媒教育。传媒教育在香港并非一门学科,但也有这么多老师及青年工作者踊跃出席,显示传媒教育在香港已经日渐受到重视。
今次在港举行的传媒教育研讨会,是由刚成立的传媒教育协会主辨,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育署课程发展处及迪威教育出版社联合协办。研讨会最大的特色是邀请了国际知名的加拿大传媒教育家邓肯(Barry Duncan)来港作专题演讲,介绍如何开展传媒教育运动。
传媒环境隐而不见
邓肯是传播学大师麦鲁恒(Marshall McLuhan)的学生,他的思路与麦鲁恒一样,认为传媒塑造了一个传媒环境,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受到很大影响。但传媒环境往往隐而不见,人们身处其中,就如鱼生活在水中并不察觉水的存在,而传媒教育正是引导大家去「看」隐而不见的传媒影响。邓肯在加拿大多伦多一间中学教学四十年,但他并非一名平凡的中学教师。他创办加拿大首个传媒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过去三十年领导教师推行传媒教育运动,在一九八七年成功令安大略省教育部把传媒教育列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也使加拿大在国际上成为传媒教育的先锋国家之一。
邓肯今次来港,鼓励香港教师在他们的课堂况开展传媒教育。他提出启动传媒教育有两个方法:运用媒体去辅助教学(learn through media)及教导学生如何分析及运用媒体(learn about the media),前者是利用媒体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后者是传媒教育的要旨,但两者并行不悖。他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建议教师不要单把注意力局限在大众传媒,而应注意一切普及文化的影响,例如他在加拿大就每年把学生带到商场去「考察」,研究商场与广告、传媒及消费文化的多角关系。
在他的专题演讲中,他介绍了另一位知名加拿大传媒教育家普赞天(John Pungente)的研究结果,并列出传媒教育的八大成功要素:(一)传媒教育必须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草根」运动;(二)编写适合老师及传媒教育者使用的本地传媒教材及教科书;(三)有足够的相关师训课程提供给在职教师及传媒教育者;(四)制订评估传媒教育成效的基准,及运用调查研究去探求如何改良传媒教育的教学法;(五)成立传媒教育专业团体,负责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出版通讯期刊、联络社群及游说有关当局推广传媒教育运动;(六)说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当局,把传媒教育列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七)发行由教育部订定的传媒教育指示;(八)在教育学院或大专设立正规的传媒教育师训课程。在这八项条件中,首五项香港算是粗略具备,至于最后三项,传媒教育倡议者相信需要漫长的时间及更大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由下而上的自发性运动
香港传媒教育的发展,若与英、澳、加等地的发展比较,我们只属婴儿期,甚至在亚洲区中,我们的起步也比很多国家迟。以菲律宾为例,其传媒教育协会成立于一九八八年,多年来在教会及学校推行传媒教育。而日本更早于一九七七年成立了「公民电视与传媒论坛」,这个组织在一九八九年把加拿大教育部出版的《传媒教育指引》全册翻译成日文版,在日本推广。至于邻近的台湾,正计划在国立政治大学设立「传媒教育研究中心」,从事有关的学术研究及全面在大专推行传媒公民教育。而这些年来台湾大专讲师举办了不少师训课程,向学校老师传授传媒教育知识,近期台湾公共电视台更筹备拍摄二十六集的传媒教育电视节目。
尽管香港起步较慢,但由于过去几年在这方面迅速发展,所以成绩也相当不俗。笔者根据在多伦多高峰会及本港这次传媒教育研讨会分享得来的心得,发现香港的传媒教育有两个特色:(一)多元化;(二)是由下而上的自发性运动。
香港传媒教育无论是主办机构、性质、目标及取向都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近年有兴趣推行传媒教育的有各式各样的单位,包括中学、专上学院、青少年机构(如突破机构、小童群益会、青年协会)、宗教团体(如明光社、基督徒记者团契、基督教服务处)、志愿机构(如社联)、社会团体(如反色情暴力资讯运动)、个别组织(如影响行动中心、传媒教育协会)、教育署课程发展处、香港电台、何秀兰议员办事处等。它们有些采防疫式的传媒教育,力抗传媒的负面影响;有些以分析主导,着重批判传媒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有些则制作主导,鼓励欣赏传媒及培养创意表达;还有一批鼓吹透过传媒教育培育有责任感及判断力的公民。形式方面有工作坊、论坛、证书课程、课外活动、学校试教课程、研讨会等,可说十分多元化。
而最有趣的是,这些积极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很多老师及青年工作者看见青少年深受传媒影响,便在自己所属学校或机构自行发起传媒教育活动,然后热诚地投入有关工作,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民间运动。
发展源头百花齐放
其他亚洲国家虽然起步早,但传媒教育似乎未及香港那样普及。菲律宾的发展局限在天主教会及一些教会学校;日本的传媒教育也集中在一、两个组织,未有社会广泛性。至于台湾,推动传媒教育甚力的吴翠珍博士,在看过本港一群老师编写的《跨进新纪元》传媒教育教材套之后,表示十分惊讶及感动,她认为台湾的老师仍未有这股热诚及投入感去进行传媒教育,看来台湾的传媒教育主要靠少数大专老师鼓动。
香港电台曾开拓传媒教育「传媒万岁」。 |
因此笔者认为香港的传媒教育潜质甚高,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既不是由上而下,如阿根廷般规定所有教师要接受传媒教育的在职训练;也不像菲律宾那样呈放射型,由一个主要机构去推动。由于香港具有众多发展源头,倡议者又具备热诚,因此笔者建议香港传媒教育作网络式发展:每一个机构都是网上的一个点,它们互相交流,一些资源较充足及经验较丰富的机构,就充当枢杻角色,向其他有需要的学校和青年机构提供支援。
铺延传媒教育网络
有条件作为传媒教育支援枢杻的灵风中学及突破机构,都在今次的研讨会中分享了它们的经验。灵风中学的罗瑞兰老师,在会上发表了这个学期九间中学试教传媒教育课程的评估结果。他们的调查发现,学生上完传媒课程之后,比上课前较多了解传媒其实并非中性,而是蕴含很多价值观念。同学并觉得自己比上课前更有能力及有责任监察传媒。调查又显示同学们觉得传媒教育的课程能够帮助他们深入认识传媒、培养批判思考能力、建立价值观和成为主动的公民。在传媒教育的课堂况,同学一般认为师生能彼此互动,他们有机会发表不同意见。最可喜的是,有四成五的同学希望可以继续上传媒教育课,只有两成表示兴趣不大。这些结果可说是大大鼓舞了推行传媒教育的老师。
至于突破机构,自九六年底便开展传媒教育工作。该机构文化楼经理莫蔚姿介绍,过去多年他们集中于举办传媒教育师训班、学生传媒工作坊、探讨传媒影响的音乐剧及论坛,还出版了传媒教育教材套。至于未来几年,他们打算开拓资源中心,并成立网上校园电台互动社区及训练网上小记者。在进行传媒教育的过程中,莫蔚姿发觉很多青少年甚至教师,过分热中学习传媒制作,反而未能培养独立的批判能力,去解构传媒的种种迷思。就算他们学会了批判,也只是拿着导师教授那一套进行解读,没有自己的创见。莫蔚姿认为本港的学生被填鸭教育毒害太深,传媒教育工作者还得加一把劲。
这次研讨会,参加者除了有机会分享开展传媒教育运动的心得之外,还有机会参加同场举行的十个工作坊,增进传媒教育实战经验。传媒教育协会主席张志俭博士说,这个研讨会成功总结了本港传媒教育第一波的成果。接下来的工作,可能是要靠各界关心传媒的人士,把传媒教育的网络铺延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