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价值观」到「大香港主义」　《李光耀回忆录》对香港传播界的启示与冲击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在九月中旬于新加坡及其他地区（当然包括在大中华区），正式发刊。这回忆录的下册，比上册（即一九九八年出版）更要精彩。当然，因要这部份提及李光耀与海峡两岸领导人，即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及李登辉的交往与观察。至于香港回归前后的两位主角，前港督彭定康及现任特首董建华，李光耀也有提及他对两人的忠告及观感。

《李光耀回忆录》上、下册分别于1998年及2000年出版。

　　本文重点并非是去分析或评论《李光耀回忆录》；反之，是藉着这回忆录所列举一些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思索对香港传媒界有何启示，尽管这些观察或看法仍然未成熟，但是期望引起抛砖引玉的效果。

　　笔者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以《经济日报》政治编辑名义，联同当时报内另一同事，一起访问李光耀。其时，李光耀刚在早一天于香港大学与前港督作「肉搏战」。稍后，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笔者于《星岛日报》任职撰述编辑之际，与当时集团主席私人助理，即前新加坡总理新闻秘书傅超贤也有很多接触。犹记忆曾安排傅超贤与前中央政策组组长顾汝德一顿午饭，他们两人碰头后，彼此首度交锋第一句说话。

　　简单地说，笔者在引述上列的粗略经验，只是期望引证一件事情，这就是新加坡与香港两地政府高层或商界除了有极密切接触与彼此「监视」外，其实，两地的意识型态，以致两地新闻工作者的心态、处事手法，也有相当接近之地方。可谓五十步笑百步矣！当然，笔者对李光耀的感觉是既爱且恨，充满着矛盾的情意结。

政府与媒体千丝万缕关系

　　在回忆录第十四章，即「政府与媒体」一段，李光耀有以下描述：「如果我们不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与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与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客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李光耀续说：「资讯科技、卫星转播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西方媒体网络有机可乘，能够把他们的报导观点向本地观众大量灌输。那些尝试阻止人民使用资讯科技国家必吃亏，我们必须处理这些排山倒海无休止地涌来的资讯，确保新加坡观点未被西方所掩盖……一九九八年印尼骚乱和马来西亚不靖，就是很好例子。」事实上，李光耀也曾在九十年代初期于香港就中国八九民运事件，批评是由外国传媒有进一步推波助澜之嫌。

　　李光耀描述，在新加坡未独立时，英文《海峡时报》非常仇视人民行动党（李是该党秘书长，任职长达三十八年，直至卸任总理后一年才辞去这个党内实权职位），而中文报章，如《南洋》、《星洲》与共产党是在同一阵线上，还有许多华人报的新闻从业员是亲共份子。而相对地，《海峡时报》是亲英的。在新加坡独立后，《海峡时报》却变成亲人民行动党及亲政府报章。当然，直到公元二千年，所有新加坡媒体都是支持政府的立场。

　　从另一个角度说，当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期，西方媒体，即《国际先驱报》、《亚洲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等，在新加坡政府及李光耀眼中，「屡屡犯规」、也「屡屡不听劝告」而遭「黄牌」警告。其实，贯通李光耀多年的传播媒介(包括当地及国际)的做法，这便是李光耀对亚洲价值观极度倡议与推崇。

　　幸好，经过九七至九九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价值观」这概念也得暂时稍为收敛。事实上，正如上文引述李光耀言论及其往后分析，香港在回归前后，本港传媒也有极雷同发展轨迹。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在被郭鹤年家族收购前，其立场众所周知，在被郭收购后至九七回归后数年，该报的中国立场，以至对一些相关事情的态度（如台湾问题等），也有相当程度调整；而本地中文报章，除了《信报》和《苹果日报》外，其余的对中国政府立场也有不同程度调整。

亚洲价值观正负面

　　笔者直到目前的看法与分析是，亚洲价值观均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两方面。积极地说，我们可以认为东亚区，以致大中华地区政经发展是需要走出一条与西方有分别的道路，也可以说是，这些地区中的国家必须探索本身独特，藉此而去亲自闯出一条血路，以令该国可以在危机下稳住局面。当然，新闻媒体也需要在这情形下反映出相关事实及其背后发展的轨迹。

　　反过来说，在消极方面，亚洲价值观在全球化、资讯无国界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台湾传媒也常以此名词去描述自己命运），若我们过份强调亚洲价值观，便只有令本国发展流于孤芳自赏，与世界潮流不能接轨。

　　其实，在《李光耀回忆录》下半部，虽然他较少描绘亚洲价值观这回事，但是，有不少部份，尤以论及该国内政，如「婚嫁大辩论」、「一种共同语」及「交棒的时候到了」，李光耀也含蓄地流露出这种意识。当然，新加坡传媒在这方面并没有另类选择；反之，香港传媒却可以有这方面抉择，只是，我们媒体素质、道德勇气与视野却有严重不足，未能承担起上述的使命。

大香港主义的祸害

　　若说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引致新加坡，虽然在一个寡国少民心态中，仍然流露出一种「大新加坡主义」；反之，香港在金融风暴前，我们也经常在有意与无意间流露出「大香港主义」，传媒不独没有批评，反之，也有「帮凶」之举动。

　　一直以来，香港在经济上骄人发展，令我们深信除了在中英前途谈判香港回归时，港人在政治上异常无奈被动外，在经济上，港人也十分赞同李光耀所倡议的「用脚去投票」（即移民他国）去抗衡九七后可能出现局面。所以，在经济领域上，香港也跟新加坡一样，往往流露出一种「大香港主义」。这种表现在媒体上，即香港传媒，普通对本地或海峡两岸以外事务，异常贫乏。在目前情形，尤以董建华作为行政长官民望一直下滑之际，香港愈来愈变成一个「反智」社会，在民粹主义笼罩与推动下，加上过去数年本地传媒在极端市场主义驱动下（具体而言是「苹果化」），即大部份报章倾向抄袭《苹果日报》的作风或办报手法。于是，「大香港主义」充斥于坊间。

　　目前，香港传媒所呈现世界是异常缺乏国际视野。笔者在一次与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聊天时，他刚由台湾回港半载，对香港这个号称国际城市而新闻界似呈现极缺乏国际视野的现象，深感不安。同样道理，当中国极力走向国际化之际，香港却反行其道而渐中国化，虽然，我们可以诠释是需要在「一国两制」下找平衡点，但是，本港传媒由于极度缺乏国际视野，也未能就上述「香港中国化」发展模式提出警告或表达出另一类可行建议，这是令人们遗憾的。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序言中这样感慨：「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国家稳定、增长和繁荣视为理所当然，是我写书的动机。......而且要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的新独立国家包围环境下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事。」

　　事实上，《李光耀回忆录》下册后半部，他所开展出的世界观，他的外交手段，视野与策略，虽然异常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及个人政治野心作祟。但是，却令我们至少认识到，世界之大，并非单单是新加坡本土或香港深圳河以南这种「大新加坡主义」或「大香港主义」所比拟的。

传媒必须有所反省

　　总括而言，虽然笔者极不赞成李光耀对其本国新闻媒体处理手法，但是，他的回忆录呈现其极丰富且复杂世界现象，至少，可以对香港新闻媒体有以下两方面冲击或启示。

　　其一，在新闻典范与其典范转移的课题上，香港媒体要设法打破狭窄国际视野，把香港这一个国际政经都会，且与中国内地截然不同的城市，正确地放在全球化下的政经布局上。

　　其二，特首董建华一直宣称非常钦敬李光耀，特区政府对待传媒手法也渐趋「新加坡化」，若传媒作为政府以外的第四势力，要继续当起监督、批评及鞭策政府之功能，则往后香港传媒的角色、功能与其自我形象理解，必须有所深切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