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三问：民主争辩与生活的消费

民主的程序比任何其他决策方式优越，不因为它保证我们能达致共识，或者作出「上好」的选择，而在于它能为每个公民提供机会，好让你我重新评估一己所作的选择，审视其质素、其后果，再三地估量某一决策将如何影响大家的生活。……民主使到这批的公民能把不同的意见传达到另一批公民处，好让后者可以听听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意见。………民主提倡和鼓励争辩。

——约翰．坚《媒体与民主》
John Keane《The Media and Democracy》
(Polity Press, 1991)

　　众所周知，媒体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香港，大众传媒在开放公众领域，试验民主参与，和促进公民议事之余，也无时无刻不在把弄公众的思绪、情感、意识和想像于其有限的高科技媒介之中。说「有限」，是因为媒体始终操纵在人手和人脑之中；说「有限」，是因为科技再高也必须臣服于社会智慧的策划下，才能对人类整体生活有益；说「有限」，更因为不论是今日或是明日的崭新媒介，在这环球经济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中，都是掷地有「价」的一种商品。

媒体与生活的关系

　　在当前的所谓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的世界，生活本来就已彻头彻尾地「商品化」了。不是吗？试问问：你日出而作，日入再作，为的到底是什么？光光柴米油盐，已无法触动今天香港人的生活，更别说诱发那新人类的未来活力。我再努力生活，是为了消费？抑或努力去消费，为的是落实生活的点滴？你我的生活何价？

　　所以说，商品已不只是一种生活的美学，它索性是生活的哲学。不是吗？消费式的生活，正是本世纪末人类最入世 (in) 的生命逻辑，它更为廿一世纪的环球主义生活提供了最切合时宜的知识论、目的论和本体论。在本土，一种生活的消费主义不也正在迅速蔓延吗？它即将为后殖民的特区社会文化政治提供最便利、最毋需考量的运作程式。

　　然则媒体与这生活的关系又如何？

　　（一）媒体（尤其是大众传媒）成为推销商品的最有效途径，主要因为它发放讯息的速度快、接触面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供给，实有赖传媒文化转达及塑造。

　　（二）精明的商人以及消费者一旦发现传媒的威力，乃全心全意依靠传媒所提供的便利及简易「操作模式」来安排现代生活之种种，务求运用媒体以建立完善的消费式生活，甚而达致后现代生活的完全消费这样的境界。

　　有心人要问的是：（三）除此以外，新世纪的新人类究竟可以怎样才能既诉诸传媒的新特性，也诉诸生活的新要求，而更全面有效有益地发挥传媒的力量，如人民的力量？

大众传媒荼毒大众

　　经典的传媒学问题是：「媒体如何影响人民？」("What do media do to people?")。答案往往是大众传媒如何不顾社会利益和道德良知，致力荼毒人民的心灵。这里所假设的媒体∕公众关系是相当负面：大众传媒荼毒大众。

　　第二种的传媒文化问题由当代的社会文化研究学者提出：「人民到底如何在他们固有的条件下吸纳和挪用媒体？」("What do people do with media?"）。答案多半是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恶劣，作为消费者的民众始终能够在既有媒介空间内选择、解释以至应用他们所得的各种讯息、文本和娱乐。此处论者假设市民大众都可以在消费的同时，发挥其作为独立自主个体所该有的生活应对能力，可随时随地出入于八方伸延的媒介讯息而对一己的思绪、情感、意识和想像掌握如故，甚至尽量吸纳和挪用高新科技传媒所提供的一切于私人的积极人生空间之中。

　　如果说第一种提问方式乃是建基于对现代传媒的主导性和主导机制的种种考虑之上，那么，第二种分析的焦点就正好转移到对现存传媒的主权（拥有权 ownership）和操控∕监察系统 (control) 的批判之上。当然，后者并未能有效消除日益扩张的当代媒体的社会霸权，因为人民以抗衡实际上难以单靠个别的创意挪用而构成有力的社会效应。

　　香港的情况正是这种情况的反例：人民愈来愈接近各种各样的传播途径，但大众对媒介的特性和限制并未完全察觉，以至你我一面骂今天的传媒，一面宠爱有加地拥抱各种高新媒体的日益膨胀。

以民主实践指导媒介

　　第三种提问方式把重点调放到媒体的目的上。「大众传播为的是什么？」「高新科技为的是什么？」「文化发展为的是什么？」「民主生活为的是什么？」答案不能定于一专，但提问必须彻底而具承担：「你要什么？」「我要什么？」「我们可以怎能透过传媒、挪用传媒和创新传媒来达致我们的最终所求？」

　　香港的问题是，大家都不诚意去问这样的问题，因为答案要求我们回到开首所引民主生活的根本上去。如果民主真的提倡和鼓励争辩，那上述的问题我们能不争论吗？我们的政府和民意代表机构能不积极介入吗？

　　新一代的传媒发展，新世纪的多元化生活文化，不要求我们定于一专，而要求我们通过民主的实践去指导媒介，要求我们打通媒体的民主论辩空间去改变当前生活的消费，去抗衡一种唯消费是途的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