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 新在何处？

　　亚视猝然「熄机」，以 「美魔女」罗霖的「独立」 言论，结束了五十九年的大气电视广播业务。另一边厢，继去年有五十六年历史的《新报》结业后，东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太阳报》，亦自今年四月一日起停刊。与此同时，壹传媒旗下旗下主打娱乐潮流资讯的《FACE》杂志，亦于三月尾出版最后一期后停止营运。

　　接连有电视台、报章及杂志结业，让传媒行业大刮寒风。不过，接手亚视其中一条数码频道的香港电视娱乐(Viu TV)，以主打实况娱乐的「真人骚」作为开台的「亮点」，而非跟无綫电视「硬撼」电视剧集，则颇有「蓝海战略」的意味。另外，香港电台的「港台电视31」及「港台电视33」频道接手亚视的模拟广播，使香港的公共服务广播于电视市场的「版图」扩大。究竟，这些接手了亚视部份原有频道的传媒，要适应一个怎么样的新媒体环境？另一方面，香港的纸媒是否正被新媒体时代淘汰？

　　要好好讨论这些传媒行业的新趋势，则先要理顺何为新媒体，新媒体究竟「新」在何处，才能分析所谓的「旧媒体」是否已经完成其历史任务，以及新媒体的社会影响。新媒体新在何处，一般来说有以下面向：

一、传播科技的更替：

　　传播学中有「科技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的学说，意指人类传播模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播科技的替更兴衰所致。例如网络科技出现，促成数码汇流，打破不同媒体之间的界线，使跨媒体竞争的局面白热化，导致如今有传统媒体受不了压力而退出市场。是故新媒体的「新」，主要在于新的传播科技，以及其对社会传播模式及市场的影响。

　　「科技决定论」的说法，往往引起社会共鸣。它为传媒行业的发展，以及人类传播模式的改变，提供了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印刷技术的出现及持续改良，是纸媒的摇篮；大气电波技术的发展，是电子传媒的基础；互联网及数码化技术，当然是如今传统媒体流失读者和观众的主因了。

　　不过话说回来，传播科技的更替并非什么新鲜事，亦不一定意味了「旧媒体」的消亡。1957年，亚视的前身丽的电视开台，及后于1967年无綫电视开台，彩色电视后来日渐普及。电视的兴起，成为当年的俱备声音与画面的「新媒体」，并让人思考电台这种只有声音的「旧媒体」将何去何从。结果，电台时至今天也并未消失，而且尚有稳定的听众及社会影响力。故此，网络世界及数码互动媒体高速发展，也不一定意味所谓的「旧媒体」(电视、纸媒等) 只有步入夕阳西下之残局。

二、传媒社会功能的转变：

　　另一套解说新媒体的论述，则把重点放在传媒的社会功能在不同时代的改变。所谓的「新」，不单是指传播科技的新技术，更指是传媒于社会或时代的新功能。

　　数码汇流虽然大行其道，但未必每一个网络媒体都能脱颖而出。而近年在香港，一些较能发挥社会动员功能的网络媒体或平台，似乎较有机会「成名」。「香港高登」和「香港讨论区」之所以街知巷闻，往往在于其意想不到的动员能力 --- 在占领运动期间，上述网络平台便有人动员抢占龙和道，以切断当时贯通港岛东西两方的主要行车路径；在反水货客的示威浪潮中，亦有不少网民透过上述平台动员示威者在沙田、元朗、屯门等地聚集。

　　除了网络讨论平台外，部份网媒亦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成为运动的一部份。在二零零九年的反高铁运动中，「独立媒体」便是当年社运人士的主要动员及文宣基地。而另一新媒体「热血时报」，则于「占领旺角」一役打响名堂，及后亦持续活跃于不同社会抗争事件中。

　　传媒过往的主要社会功能为传播资讯、娱乐大众、以及文化教育。不过香港近年社会抗争气氛炽热，使社会动员、发动群众活动、回应抗争意识的呼声此起彼落。在此社会背景下，网络媒体较少囿于客观平衡报道等传统专业信念，政治立场可以更鲜明，以至直接参与社会运动，故此亦较有空间发挥动员群众这社会功能，成为公众眼中的「新媒体」。而一些投入社会运动的群众，便视未能发挥群众动员力量的传统媒体为「旧媒体」。

三、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化：

　　另一套用以理解新媒体「新」在何处的理论，焦点则放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其中一派显学，便是网络个人主义 (Networked Individualism)。简单来说，网络科技及数码汇流固然是重要的社会趋势，让人们可以凭个人之力便能知天下事。不过另一方面，社会不同组织及阶级的集体向心力，其实近数十年来亦越来越备受挑战，从而造就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家庭、学校、教会、工会、政党、专业学会、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当然仍然影响着个人生活，惟其影响力及向心力恐怕已不比从前。父母如今要尊重子女的个人自由、学校未必能动辄以校规严管学生的行为、教会未必再能主导教友的道德抉择、以至是工会、政党、专业组织「不代表我」等「拆大台」的呼声，都彰显了个人主义的色彩。

　　故此，网络个人主义包含了两种带有矛盾的社会变化。一方面，个人主义抬头，人们越来越不想受社会组织的集体束缚；但另一方面，人们亦透过传播科技的力量，组织一些传播资讯、建构身份、以至是社会动员的网络，从事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活动。而社会眼中的「新媒体」，就是较能适应这种网络个人主义的传媒平台。营运杂志和网络电视的「100毛」，既为受众带来一种香港本土身份的集体感觉，但同时又让人感到这平台能容纳不同个人风格的表演及题材，于是如今便火速成为「新媒体」的代表。

　　总括而言，新媒体的「新」，不只在于传播科技的演变，以及数码汇流所带来的市场冲击。它反映了大众对传媒要发挥什么社会功能的期许，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化，以及传媒因而要如何适应受众的需要及口味。

　　新时代要淘汰的，不一定是用文字和纸章传播资讯的方式，也不一定是电视这一种传播工具，而可能是适应不了网络个人主义的营运模式。不过，传媒机构是否要跟从社会上的抗争意识，以至调整客观中立的专业主义，则是难以下定论的课题，亦会于未来困扰主流传媒的编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