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候转变下的香港传媒

刚结束的香港报业公会一年一度最佳新闻颁奖礼，带出香港传媒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两大挑战。行政长官董建华在颁奖礼上重申，政府将改变施政作风，加强与市民沟通。他指出新闻界是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向市民传达政府的讯息，解释政府的施政理念，又能向政府反映市民的需要，政府会与传媒加强沟通，也希望傅媒可促进社会的凝聚力。在政府推出新问责制下，政府与传媒间将出现新的互动关系，传媒如何回应新政治运作、文化所带来的微妙变化？

另方面，今年的全年大奖由《明报》的 「走近沙尘暴」系列报导夺得，也颇具象征意义，正如报业公会主席李祖泽所言，香港传媒视野已跨出香港。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香港与广东一体化加速进行，港府与中央研究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安排，北上寻找商机工作成为社会潮流，香港与内地关系也势将出现重大及深远的变化，香港传媒如何定位，如何报导大陆新闻，也将成为传媒的新课题。



传媒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在任何自由社会，政府与传媒关系往往既有合作，也有对立分歧。政府希望透过传媒，争取民意支持政策，减低社会对政府的批评。传媒作为监察政府的「第四权」，有责任揭示政府失误、政策混乱和领导无方。在香港，行政主导政府缺乏民众授权，立法机关非全部由普选产生，加上民众的社会意识提高，政治诉求更强烈，传媒工作者有强烈意识发挥监督政府角色。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施政上连番失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传媒工作者更意识到监察政府角色的重要性。

特首及不少高官与行政会议成员则认为传媒未能将政府讯息全面正确地告诉市民，个别传媒更被认为是与政府对着干。过去几年，政府主动提出成立法定机构，处理市民对新闻机构侵犯私隐投诉，其后又建议加强规管报章色情不雅内容，引起报章强烈反对，部份人士深信董建华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千方百计打击传媒，加上悬在头上一把刀----基本法二十三条，政府与传媒关系充斥着互相猜疑和不信任。

对比九九年四月时出席另一个报业公会场合的发言，董特首在今年新闻奖致辞时，不再谈传媒的市场取向、社会责任，只强调与新闻界加强沟通。法律改革委员会对侵犯私隐的谘询报告一再拖延，针对色情不雅内容的建议也似是无疾而终，都反映到虽然社会上对传媒操守、煽情及不雅内容仍有强烈不满，政府却不愿意再挑起争端，令传媒关系再次出现紧张。

董特首领导下的新铁三角中，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和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均锐意加强与传媒沟通。出身银行家的梁锦松主动证实传媒报导有关他与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正在「拍拖」的做法，以及在港大校园镜头前面大展歌喉，唱出在预算案内引述的《狮子山下》电视节目主题歌曲部份，与传统不强调个人色彩的公务员文化可谓大相迳庭。

问责制下的部长毫无疑问也需各施各法，利用各自公关队伍，主动争取曝光，加强与传媒沟通；从正面看，高官主动透过传媒，解释政策，回应社会批评，有助政策顺利推行。从负面看，解释政策争取舆论支持，与选择性地发放讯息和操控民意只是一线之隔；强调以成绩为本的管治文化下，对反对意见的容忍将会减少，在强势主动的高官问责制下，反对者要争取舆论、媒介报导势将更困难。面对政治生态、文化和游戏规则的大转变下，媒介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既要维持与权力核心的良好工作关系，更重要是坚持传媒独立客观、不偏不倚的立场，对传媒将是一重大挑战。



中港一体化下的香港传媒

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二零零一年向新闻从业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对比一九九六年的同类调查，本地报章的政治倾向趋向模糊。以十分最高计，《苹果日报》被视为最「亲港」，得分6.51，亚洲电视被视为最「亲中」，得分为4.54，最「亲港」与最「亲中」之间，相差是1.97分；九六年调查的同类数字是4.65分。中大学者结论为「亲港」与「亲中」之间差别愈来愈小，两种概念不一定互相排斥。

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急速下滑，整个大陆经济却持续发展。二零零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北京成功\夺得二零零八年奥运主办权、中国足球队取得六月世界杯决赛资格，都改变社会对大陆的整体观感。不少人主观和客观上都认同总理朱鎔基所说的「中国经济好，香港经济坏不了」的说法，社会上对大陆观感的渐趋正面，这种转变充份反映在传媒的报导上。

过去一两年间本地传媒一窝蜂地报导上海的飞跃发展、内地企业与香港争人才、港人北上创业、西部大开发，以至赞赏澳门清晰的经济发展定位，每每突显香港的沉沦不振，整体来说，是对大陆发展过份乐观，对香港发展过份悲观。

其实大陆七九年实施政革开放至今只是廿多年，整体政治社会制度透明度仍然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整个国家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上，角色逐渐重要。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估计大陆要五十年才能赶上香港的经济水平，但近一、两年间，不少分析估计部份城市，例如上海，大概不用二三十年，已能赶上香港。较为肯定的是，由于双方政府政策倾斜，中港两地经济上的融合交往将全面加快。去年中央政府也正式批准本地传媒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可预见中央对本地传媒在内地采访活动的各种限制，将逐步有限度放松。

从总理朱鎔基对香港传媒形容他为「赤字总理」的耿耿于怀，也看到香港传媒在大陆与世界接轨过程中，仍具有的独特作用。内地不但能透过本地传媒了解外间对大陆发展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从香港的独特角度，看内地的各方面发展。要保持这种独特的角色，本地传媒在加强报导内地发展、中港融合、两地社会文化生活时，需要保留有香港特色、香港角度的优势，既要跳出西方的意识形态枷锁和傲慢偏见，摒除文化差异与地域距离；亦要超越民族感情，放下百多年分治的历史包袱，消除长久以来对内地社会、大陆人民的歧视态度，从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角度出发，客观如实，不偏不倚地报导内地消息和转变中的两地关系。这些对长期将眼光只放在香港的本地传媒工作者，将是另一项巨大的挑战。



充份发挥「第四权」角色

回归前，本地和海外社会对香港九七后能否享有新闻自由持有不同看法，其中以悲观为多。九七后，社会普遍认为本地传媒仍相当自由，甚至有人觉得是过份自由。香港过去成功\之道与新闻自由有莫大关系，社会各界维持对新闻自由的高度关注，是确保新闻自由的重要因素。

自由空间为传媒充份发挥监察政府功\能创造优良客观环境，同样重要的是，新闻界不甘于只要求自己满足片面狭义的「读者口味」，而是认真思考在大气候、小气候转变中的香港，如何真正扮演「第四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