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华文传媒．脱变中的传媒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新闻史学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资讯传播学院，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承办的「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圆满结束。

以往三届均在内地举行：第一届在武汉举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研究华夏文明对华文传播的深远影响；第二届以兰州为起点，追溯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第三届转至海上丝路的厦门，交流探讨世界各地华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是次会议首次在香港举行。香港九七年回归之后，重新成为中国一部份，第一、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源地，承担此项会议的主办权也是理所当然；第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印证了全球化对华文传媒及华夏文明传播的影响。

多元化观点

这次国际会议以华文传媒与文化传播为研讨的中心，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国内传播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会议也促进华人新闻学者的学术交流，建立各地学科之间的学术联系，并推动各地华人传媒新闻事业的发展。是次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以及其他地区的近一百位华人传媒学者和业界人士参加，会议参与者来自全国五十多所大学的新闻或传播学院。

是次会议的学术结果和深入探讨，说明了华文社会已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传播研究的专业体系。随着不少国内学者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在研究方法上，华文媒体的研究研讨也渐具系统性，除包括一直沿用的文献分析、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研究外，也有不同中国城市的实证问卷调查和个案分析；在理论层面上，则既有实证传播研究，还有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研究等，内容丰富，观点多样。

话题的开放性和观点的多元化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特征。「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发源于一群对中国新闻史有兴趣和研究的学者，因此前几届的学术探讨，内容大多以报业和广播新闻史为主。然而，这次学者的关注明显有改变。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体研究从报刊扩展到新媒体。再者，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开放和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内容涵盖论题亦有所突破。

三大类主题特征

在此，我大概可以把二十多个专题分为三大类，以阐释是次学术会议的特征。

第一类是报刊或传媒的历史和发展。讨论范畴例如有「中国新闻史与报人」、「新闻自由与舆论监督」、「中国传播与文化」、「华文媒体的运作与形态」、「传媒、新闻与思潮」、「传播与政治发展」和「传播教育和传媒生态」等。这一类一直是以往几届所关注的问题，是配合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应运而生的研究，因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以致中国媒体政策和体制的改革，均为学者关注的题目。因是次会议在香港举行，国内学者对一些有关新闻自由和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也比较畅所欲言。

第二是跨文化与传媒之关系。这包括广告和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女性思潮与网路传播，内容有「公共关系与品牌管理」、「广告与大众文化」、「女性、传播与中国文化」、「华文网路与新闻」、「网路社群与传播」和「讯息分配与创意追寻」等。以往以青年消费者、女性消费者为中心的研究一直不受重视。事实上，在会议中有学者指出自一八九八年起，中国女性以透过报刊发表她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意识等意见，但女性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影响甚少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其他社群如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和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渗透，也因中国意识形态和党思想的关卡把守下，一直未有展开。但随着中国经济起飞，国家积极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当肯德基家乡鸡遇上北京填鸭，当国际品牌在中国内地成为内地主流的品牌商品，学者已开始以理性和有系统的研究方法来解构中国的流行文化和商品的传播。再者，随着国内网路的建立和网上社群的出现，以网络确认身份、连系组织和建构不同的价值观的行为和文化，也是影响着中国社会急速转变的洪流。这等研究题目，都渐渐成为是次会议的研究主流。

第三是全球化，包括中国入世对华文媒体的影响。主题包括「中国入世与国际传播」、「华文传媒与跨边界传播」、「全球化与中国传播」、「广告全球化与本地化」与「文化产业与社会转型」。这一类研究的探索不但是中国因入世所产生的实际传播议题，展示了华文传媒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挑战，而且全球化和文化产业的兴起，也同时是国际传播学的研究主流。在这些主题讨论中，我们更有来自西方华人学者的参与，这也可以印证中国传播研究开始跟国际上的传播文化接轨。综合来说，此次「 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一份代表着各种新旧交替的中国媒体与文化的答卷，各个主题讨论，也同时拼凑出一张中国传播和华文媒体研究发展的地图。

在会议组织上，是次会议也有突破之处。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各界观点的碰撞和交流，现在关注华文传媒和文化的，不仅是传媒学者，商界、传媒业界人士和政府同样关心华文传媒的发展。除了有不少传媒记者和高层出席会议外，会议的首天更在西九龙的文化地段举行，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先生的发言更指出，在美国传媒以有色眼镜观看中国政治和社会之时，中国更需要提倡一个有专业水准、客观、公正的传媒，以行动来证明中国国家本身的友好姿态。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在澳门新闻局和旅游局的安排下，让学者了解澳门新闻和文化事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业界、学术界、商界和政府的结合不只是这次会议的特色，我相信这也是未来我们可以解决一些媒介议题的实际方法与契机。对各种研究问题而言，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最后的结论和一致的观点，我们需要的只是表达、沟通和探索。但是，这些争论也显示出，既定的思路和预存的立场在争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而更突出了学术讨论和研讨会的实际价值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