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出头天－台湾公视首创审议式选举辩论会
胡元辉 台湾公视总经理
2005-12-15但是，随着台湾民主的不断发展，许多属于民主品质的问题亦逐步浮现，并受到社会舆论的重视与忧虑，选举文化的未臻成熟，便是其中显例。
台湾选举文化呈现民主缺弊
台湾选举文化的缺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观察，第一个层面是候选人的选举活动未能突显政见之争，有时甚至沦为作秀大赛，致使选举舞台充斥着炫人耳目的造势及不负责任的攻讦。究竟牛肉在哪里，选民根本无从闻问。
候选人在选举活动上所展现的秀场性格，当然与媒体在选举报导上的华而不实大有关系。台湾媒体对选举活动的报导焦点大多集中在冲突与八卦，至于候选人有何政治主张往往轻描淡写，或是置若罔闻。候选人为搏得上新闻的机会自是卯劲作秀，而媒体为求取阅听众的青睐，同样是唯秀是尚，台湾的选举文化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下，成为台湾民主发展上的一大障碍。
其实，无论是从候选人或媒体的层面来观察台湾的选举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两者均未真正以选民为念。候选人因为不把拥有投票权的选民当作真正的主人，所以就无意倾听选民的声音；而媒体也因为不把阅听的对象当作真正的主人，所以就任意替选民决定他们所要的资讯。表面言之，选民既有不同的候选人可供选择，又有不同的媒体资讯可供参酌，已属民主的实现。惟实际上，许多选民乃是近乎盲目地在进行他们最重要的投票行为。就此意义而言，选民等于已沦为投票市场的「消费工具」，而非真正决定国家政策走向的「公民」。
台湾选举文化所呈现的民主缺弊，虽有其特殊相，惟观察世界民主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亦有其相通之处。易言之，对于实施民主的国家而言，民主制度并不是民主品质的绝对保证，唯有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与国家的民主文化，民主运作才能达臻理想。
审议式民主与公民新闻学
为解决此一重要课题，欧洲民主先进国家十余年前首先提出「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观念，希望人民在现行代议制度下所呈现的无助与疏离，能透过公共讨论的参与机制，让人民真正成为关心国家政策，而且有权参与政策制订的「公民」。审议民主的理念可落实在各种机制上，一九八七年首创于丹麦的公民会议，乃其中普受重视与推广的公民参与模式。
至于媒体方面，美国于一九九零年代首先推动的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或公民新闻学（civic journalism），即是针对媒体报导造成人民的无力感与疏离感而有所省思。他们认为媒体应撇开虚假的客观报导理论，投入实质的公民参与行列，使公民能够掌握切实的资讯，进行公民对话与行动，藉以达成公民作主的民主真义。将此一主张落实到选举新闻之上，自然就必须扬弃以选举造势及候选人选情起伏为报导核心的赛马式报导模式，转而倾听并凝聚选民的意见，并使之成为选举活动的真正焦点。
审议式民主与公民新闻学是近一、二十年来备受注目的民主新实验，虽然仍面临许多理论上的辩证及实践上的争议，但是两种理念均不约而同地将公民作为提升民主机制的核心关键，视公民为政治活动的主体，亦视公民为媒体服务的主体。将之置于台湾民主发展的脉络之上，虽然情境未必相同，却均具高度参考价值。
开创性的民主实践
台湾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日投票所选出的公职人员包括县市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三个部份，其中以县市长的选举最受注目。公共电视自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正式开播以来，即因其公正的立场受到参选人信赖，在历次选举中均举办政见辩论会以提供选民对候选人主张与能力的鉴别。从一九九八年底的台北市、高雄市长选举辩论，到二零零四年二月首度进行的台湾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均由公共电视负责转播。二零零五年五月所进行的任务型国大代表选举，公共电视同样肩负推动公民社会向上发展的责任，办理多场修宪辩论会。
从台湾民主发展的历程言之，候选人愿意以辩论方式阐述看法、面对选民，自是一大突破，不只受到选民高度的肯定，亦是台湾民主进程向前迈进的标记。不过，这些辩论会不论是由候选人相互诘问，或是由学者专家、媒体代表提问，均系以候选人为主体。他们相当程度掌握了议题设定的主导权，也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其秀场性格，以致辩论会虽见口舌、牛肉依旧稀薄。
有鉴于此，面对二零零五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公共电视即亟思从公民新闻学的角度予以突破。经过与相关团体的讨论，公视除仍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合作，进行传统形式的辩论会外，更决定与推动审议式民主的台湾智库及澄社两个民间团体，共同携手进行一项民主的新实验，也就是举办真正以公民为主体的「审议式电视辩论会」。
事实上，美国于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公民新闻学萌芽之际，就是以选举新闻的变革作为发端。根据皮优中心公民新闻学推动计画的负责人谢弗（Jan Schaffer）指出，这些采行公民新闻学的记者（Civic journalists）在选举新闻上有三个努力方向：其一，避免出现赛马式的新闻报导（Avoid reporting on horse-race polls）；其二，增加以议题为基础的选闻报导（Increase issues-based election coverage），并且是选民所关切的议题，而非候选人胜选策略下所抛出的议题；其三，将选举新闻规划为雇用政府经营者的决策（Frame election stories as hiring decisions），亦即思考谁是我们想要雇用来管理政府的人？什么样的资讯是选民必须知道以资作成雇用决定？
台湾推动审议式民主乃是近几年的事，主要集中在社区发展及公共政策的议题，台湾智库已在此一方面累积相当经验，并举办过大型国际研讨会。公民新闻学在台湾学术界的研究同样有着相对新鲜的历史，传播实务界对之更缺乏了解，遑论推动。因此，当大家决定结合公民新闻学与审议式民主的精神，推动创新的审议式电视辩论会时，不仅推动者是初次尝试，社会各界更几乎是闻所未闻。
经过多次讨论之后，二零零五年的九月廿九日，三个单位及所有协办单位正式以记者会形式对外宣布此一构想，并以公开抽签方式决定「试点县市」。结果第一个被抽中的台南县，在主办单位向候选人说明后，立即获得允诺，同意参与此一开创性的民主实验。
审议式电视辩论会究竟如何进行？一如此次活动对外宣传的总诉求：「头家总质询，县长来面试」，我们的基本精神无非就是让具有选举权的公民成为整个活动的主角，由他们来决定辩论的议题，也由他们直接面对候选人。因此，如何选出适当的公民代表成为整个活动能否获得信赖、取得成功的第一关键。
经过缜密规划及整体政治生态的考量，主办单位决定采取公开召募方式，邀请各阶层公民参与，再以分层随机抽样方式组成公民小组。结果共计九十六位台南县民完成报名，主办单位分别于十一月二日、五日在监督委员会（由活动主、协办单位及参加辩论的二位候选人分别推荐产生）监督之下，抽选出廿位公民小组的成员。成员依据政党认同、教育程度、性别与年龄等四个项目选出，期能反映全县人口结构及报名者之机会公平。以政党认同为例，立场中立者占十一位，泛蓝者有四位，泛绿者有五位，均得到监督委员会的认可。
公民小组组成之后，即进入另一个关键阶段。公民小组成员需在十一月十二、十三两日参加主办单位所举办的公民论坛。藉着此一精细规划的论坛，成员们阅读了关于县政、候选人政见及审议式辩论会原理的相关资料，并议定他们要在辩论会中询问候选人的议题。为期两天的公民论坛在专家学者引导之下，进行得相当顺利，尽管台南县在台湾被视为农业县，但与会的专家们认为，公民代表们的公民意识颇为成熟，即使是代表本身，也多在参与公民论坛之后，对此一公民活动表达了高度自信与认同。
在公民小组拟出八个质询议题，并提交候选人之后，整个审议式电视辩论会即迈入最后阶段，即由公民小组成员及候选人共同参加于十一月十九日举行的电视辩论会。整个辩论会的进行形式非常简单，除候选人最后的结辩外，其余却也是最主要的部份就是「公民面试」，由事先推派的公民代表就八个质询议题进行询答，并在候选人回答后，开放公民代表追问。由于公民代表均熟知追问的规则，因此尽管有些代表口才并不便给，但所提问题多能切中题旨，让候选人无从「离题」，亦必须端出「牛肉」。审议式电视辩论会结束之后，参与此次辩论的候选人及公民代表多表满意，亦对自己能参与开创历史新页感到光荣。许多参与或观察此一民主实验的学者专家，亦对初次尝试的结果感到振奋，纷纷期盼能在往后的选举上扩大办理。参与主办的各个单位也在初步检讨后，获得共识性的评断，咸认此种审议式辩论会确有提升民主文化的高度价值，它不只应被实验，更应被推广。从公民新闻学的角度言之，公共电视自身对于选民所真正关切的议题，虽然予以追踪报导，但毕竟是首度尝试，规划尚不完备；同样的，公视致力连结媒体及地方记者，期使以公民为主体的新闻改造能够扩大发酵，虽然业已迈开步伐，但脚程尚属有限。因此，作为台湾首创的审议式电视辩论会究竟能对地方选闻产生多少「提升」作用，犹待深度评估与虚心检讨，特别是若将台湾媒体在此次选举的整体呈现纳入评量，显然，单一县市所举办的审议式辩论会对台湾新闻生态的冲击，尚不过是「星星之火」而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公共电视已决定在明年的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时，扩大推动公民新闻学的实践。我们或许不知道星星之火最后是否会变成燎原之火，但我们深知，没有星星之火，就不可能有燎原的大火。既然公民新闻学已经在台湾的实践上跨出第一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个属于「台湾经验」的实践，将有可能在更多公民的努力下，一步步迈向主办单位原初设定的愿景：「希望能藉此带起一股风潮，让选举回归公共议题的思辨，并重新建立公民与候选人之间积极对话的平台，打造台湾真正成为一个公民参与、理性沟通、公共对话的公民社会。」
